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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土红花:抗战时期的国立中央大学  

2017-01-13 15:59:3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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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涛

 

    民国时期的大学集中于东南沿海,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多数高校不得不西迁而损失惨重。国立中央大学(以下简称中大)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因为准备充分,而成为损失最少、复课最早的高校,并保障了西迁重庆后的发展、壮大。

西迁与办学

对于日军的全面侵华,从1932年就开始担任中大校长的罗家伦早有预测与准备。早在1935年华北局势紧张时,他已请人订制了500多个大木箱。七七事变后,罗家伦紧急组织迁校准备工作,这些大木箱立马派上用场。全校师生分工明确,装箱打包,将图书、仪器、教具,以及航空教学用的3架飞机、医学解剖用的24具尸体等一一装箱妥当。对于学校迁移地点,罗家伦力主一步迁到重庆,确保师生安全和教学顺利进行,并在教授会上提出三点理由:抗战是长期的,文化机关与军事机关不同,不便一搬再搬;所迁地点,以水路能直达者为宜;重庆不但军事上显要,而山陵起伏,宜于防空。罗家伦的提议得到了教授会的赞同和蒋介石的允准,他的远见使得学校避免了其它大学数次搬迁之苦,成为迁移高校损失最少的一所。

1937年9月23日,教育部“准迁重庆”批复下达,学校教职工开始迁移。尽管因为准备充分,搬迁总体进展顺利,但中途也不完全一帆风顺。当时已运到南京下关码头的图书仪器,因长江客运船只极为紧缺,正进退无计时,意外获得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鼎力相助。民生公司当时正负责运送开往淞沪战场的军队,船只从南京返航时便免费提供给了中大。罗家伦在敌机轰炸中有条不紊地指挥师生迁移,离开南京时随身只带了两只小手提箱,装了几件换洗衣服。但他还拿走了一瓶在清华当校长时招待客人没用完的香槟酒,对着酒瓶发誓:“不回南京,我不开这瓶香槟。”他前脚刚出屋,后脚空袭的警报就响了。

整个迁移过程中,最为感人的要数农学院牧场大批良种牲畜的搬迁。离开南京前,罗家伦给牧场职工发放了安置费,表示能迁出就迁出,迁不出就算了,学校绝不责怪。畜牧场场长王酉亭虽没有多少文化,但他知道学校买这些禽畜花了不少钱,也知道这些优良品种在教学科研上的价值。他下定决心“不抛弃、不放弃”,连夜找来木船,装上牲畜,运过长江,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入湖北,走宜昌……由于沿途交通堵塞,雇不到运输工具,运输队只得自行设法将鸡、鸭、兔等小动物装进笼子,驮在荷兰牛、澳洲羊、美国猪身上,犹如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缓缓前行。经过一年多、行程数千公里的艰苦长征,运输队竟然将这些禽畜一只不少地带到了重庆沙坪坝。在校门口,看着衣衫褴褛的员工,看着一只不少的鸡鸭牛羊,罗家伦感慨万千,热泪盈眶,竟孩子般地抱着这些禽畜亲吻起来,“仿佛如战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此感叹说,抗战时期有两个大学“鸡犬不留”:南开的“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大的“鸡犬不留”,却是中大员工历尽艰辛将其全部搬到了重庆。

顺利的搬迁为中大保存了元气。1937年11月初,中大在重庆率先开学复课。八年抗战期间,中大教学从未间断,秩序最为稳定。西迁后的中大分为四个校区:重庆沙坪坝本部、柏溪分校、成都医学院和贵阳实验学校。其中,沙坪坝本部所在地原是一个小山丘,为保证迅速复课,整个校舍工程仅用了42天时间完成。入川后第二年,学生人数激增,罗家伦又争取到沿嘉陵江而上的柏溪,建立分校,突击两个月,建起44幢校舍。对此,晚年罗家伦有些辛酸和自慰地说:“造化的安排,真是富于讽刺性。我在南京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新校址,但这点领至局部而未完的余款,竟使我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在重庆沙坪坝和柏溪两处造成两个小规模的新校舍,使数千青年,没有耽误学业,真可以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同其它西迁高校一样,中大时常受到敌机袭扰,中大森林系一位教授曾对沙坪坝的空袭作过统计,有一个月空袭高达28次,有一天多达5次。频繁的空袭,使得钻防空洞成为中大师生日常生活中的“必修课”。据中大校友、台湾前“监察院”院长王作荣回忆:“一天下午敌机来袭,紧急情报已发出,大群的同学们仍在人行道上游来游去。罗校长身着夏布长衫,两臂伸张,不顾自身的危险,跟在同学们的后面追赶大家进入防空洞,像个牧羊人要保护他的羊群不受伤害一样,那景象感动人极了,也美极了。”在呼啸不断的炸弹声中,罗家伦继续苦心孤诣地谋求中大的发展,扩大办学规模,延聘名流学者,增设新兴系科,创办中央大学研究院。

在抗战艰苦条件下,中大不仅没有停滞,反而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声誉日隆,终于成为全国最高学府。当时,中大是全国高校中门类齐全、院系众多、规模最大的大学,也是国民政府执政期间唯一一所拥有《大学组织法》规定的全部8个学院的大学。抗战初期的统一招生中,将中大作为第一志愿报考的考生,曾占当时全国考生数的2/3。而且它还是当时教育部“部聘教授”最多的大学,差不多占总数的1/4。当时中大师资、学科、设备等诸方面都超过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的西南联合大学。据统计,1945年,中大有7个学院、40多个系科,教学人员600余人,其中教授、副教授共290人,为同期西南联大教学人员总数的近两倍;学生共4719名,超过西南联大一倍多。

抗战期间的大学生活

抗战时期,弦歌不辍,薪火相传,中大师生和西南联大、浙大等西迁高校师生一样,物质生活艰苦万分,但精神生活却丰富多彩,师生们也得以更加磨砺成才。

当时,学生中广为流传着“顶天立地”和“空前绝后”两句段子。所谓“顶天”,是指下雨没有伞,光着头淋雨;所谓“立地”,是指鞋袜破露,光脚着地;所谓“空前绝后”,是指裤子前膝或臀部穿破。蒋介石亲任中大校长后,命令军政部长何应钦给中大每位学生发了一套棉军装。“于是,全校就看不见任何棉军装以外的冬衣。男同学的冬衣上渐渐多了些污垢,女同学则用棉军装遮住了她们窈窕的身段,棉军装变成最新款式的冬大衣了。天暖时,男同学都是一袭败色的中山装,或发白的长衫,女同学则是式样布质相同的旗袍,上面还有补丁处处,补多了宛如百衲衣”。

穿不暖,更吃不饱。“早上七时左右吃稀饭,一碗浑浆,几颗黄芽米,几只白米虫,在里面游来游去。四碟小菜,就有二碟是猪吃的空心菜——菜梗一碟,菜叶一碟。同学们一喝七八碗,但早上十时就已空腹雷鸣”。中午、晚上吃的是掺有沙子、老鼠屎、稗子、稻谷等的“八宝饭”,菜多是萝卜、白菜、蚕豆、豆芽等,难得有几片肉飘在菜面上,以至于当时有大字报写道:“伙食六块还算好,加了两块吃不饱,肉片薄得风吹了……”1940年以后,重庆大米稀缺,中大因购米不足,餐厅煮饭减少,学生们可怜地由每日一粥两饭改为两粥一饭。

穿不暖,吃不饱,住也住不好。学生住的是黄泥糊的竹芭屋,睡的是大通铺,几十个人乃至100多人挤在一间大屋里,拥挤不堪,潮湿又甚,再加上重庆气候闷热,很多学生都得了疟疾,肺结核、肝炎、肠炎发病率也特别高。贫病交加,很多学生不得不中途辍学。1943年上学期,全校休学且保留学籍者就达343人,几乎占在校生总数的1/10。

教师们的日子当时也不好过,战前那种优越悠哉的日子一去不返。随着物价不断暴涨,教授们一个月300多元的工资仅够购买一石大米,虽然政府设法提高薪金,实行米贴,教授增设研究补助费,但杯水车薪,教授们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中大周刊》当时不断披露:“本校某院长购得玉米一石,磨粉充饥。”“L教授因支出日增,自己的照相机委托拍卖行拍卖。”“某职员近因面粉价廉于米价,已两月不知饭味。”“师范学院某教授在北碚复旦大学、磁器口教育学院、柏溪分校及校本部四处上课,实感疲于奔命。”中大地质系主任、兼任重庆大学教授朱森的妻子因不了解米贴规定,将中大和重大送的米贴都收下了,被人向教育部告发。教育部未作调查,即通报批评。朱森从野外指导实习回来后,胃病复发,住进医院后得知此事,又气愤又感羞辱,病情加重,引发胃部大出血而谢世。

尽管物质生活如此艰苦,但师生们的精神生活却丰富多彩,并通过艰辛的磨炼,增强了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精神。

当时沙坪坝所在的沙磁区是重庆学术、文化中心,中大更是中心的中心。学校经常举办各类型的讲座,如文学院举办过诗词曲和外国名著系列讲座,工学院举办科学讲座,当时影响比较大的重庆沙磁区学术讲演会便由中大主办。每周日,中大必会邀请社会各界名流来校演讲,如潘光旦、李烈钧、孙科、卢作孚,英国前首相艾德立,以及周恩来都曾到校演讲过。但凡有演讲大会举行,同学们都争先恐后,踊跃听讲,因而在当时很流传一句口号:“课可以不上,讲演不可不听!”

除了讲座多外,学校社团也众多,不下七八十个,有联络感情的,有研究宗教的,有学术研究的,有体育文艺的,有宣扬三民主义的……各大社团及学生自治会、系科代表大会大多由同学普选代表组成,是谓“学生自治”。

校园外,师生们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看话剧、泡茶馆。因为当时电影票贵,话剧成了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每有演出,中大学生必蜂拥而至;散场后,沙坪坝街头巷尾皆是话剧台词。茶馆文化是四川的一大文化,同学们来到重庆后也都入乡随俗,泡起茶馆来,在茶馆里看书、聊天、睡觉,享受着茶香清谈的怡趣。

活动、休闲之外,同学们也都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发奋读书,求知强烈。“课堂上,不用点名,没有缺席逃课的,为了听课清楚,做好比重计,提前到教室,抢坐前排位子;每逢授课,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没有座位就站着听,也不忘记笔记。如听孙本文的社会学,沈刚伯的西洋史,房东美的哲学课……同学们认为是‘莫大的享受’。理工科的学生为了得到一个数据,在实验室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忘了腰酸背痛,直到答案准确为止,校园处处充满了孜孜不倦的求知气息”。

当然,和今天的大学生一样,恋爱也是民国时期大学生们的一大“课程”。重庆沙坪坝松林坡的鸳鸯道上情侣成双,男生宿舍最重要的话题是女生,中渡口的牛肉面是约会女友的盛宴。王作荣和法律系的范馨香相识于大一,大二后几乎每天见面,相约游遍沙坪坝的风景。因为囊中羞涩,王作荣请范馨香吃牛肉面、看话剧,自己却不吃、不看,静静地在门外“恭候”。范馨香是当时的女生自治会会长,追求者众多,但王作荣靠着自己的文笔和“恭候”,最终赢得美人芳心。两人后来喜结连理相伴一生,合撰有《鲽情深》一书,并以伉俪名义在东南大学设立奖学金。范馨香1987年逝世后,王作荣一直没有再娶,卧房摆设包括他为妻子购买的两箱进口衣料,都搁置原处。

在活动、读书、恋爱的同时,同学们也没有忘记报效国家。1944年,战事吃紧,国民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报国,“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响彻云霄。中大同学和其它院校同学一样积极响应号召,只要年龄、身体合格者无不争先恐后,报名处排满长龙。中大教授、著名诗人汪辟疆大受感动,特为同学从军作诗道:“日日从军势若狂,无人不道送行忙;遥知富士山前月,待照中华儿女行。”同学们如此爱国报国,与中大的使命密不可分。罗家伦赋予了中大建设“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这一宏大使命,将办学目标定位为“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认为中大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在国难当头时应该担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

蒋介石亲任校长

就在中大蒸蒸日上之时,罗家伦却急流勇退了。1940年前后,重庆物价暴涨,十倍于战前,学校经费拮据,难以维持,罗家伦实感“筋疲力竭,再也不敢继续下去了”,遂于1941年7月提出辞呈。

罗家伦辞职后,顾孟余接任中大校长,但因为与当时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闹矛盾,很快就辞职了。之后,蒋介石竟主动向陈立夫提出要亲任中大校长。蒋介石之所以“屈身”亲任中大校长,有多方面考虑。一是中大校长地位重要,掌舵首都最高学府,但因内忧(中大当时内部有南高及东大身的校友派、清华留美出身的清华派等多个派别)、外患多种原因,校长之职并不好当,更换频繁;二是皖南事变后,中大又屡起学潮,抨击国民党,蒋介石出于“防共”“反共”需要,有意坐镇中大以稳住学生运动;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出自蒋介石的“权力欲”和“校长瘾”——蒋介石恨不得将所有的权力都揽于自身,曾有80多个头衔,且对“校长”这个职位情有独钟,希望天下英才皆为他的学生。

蒋介石虽然欲望无穷,但毕竟精力有限,不可能真的像校长一样安营扎寨亲力亲为,所以他在担任各校校长的同时,均设教育长来主持学校日常事务。教育部也调来了原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任中大教育长,主持中大实际事务。

蒋介石虽然是名义校长,但还是做了一些实事,为中大带来了些新气象。首先,他更新了中大的办学方针。他兼中大校长后,于1943年3月7日在大礼堂向3000余名师生训话,提出今后教育方针应“注重培养新的精神与新的风气,以造就一般学生为建国干部,克尽其实行三民主义建设国家之责任”。蒋介石视大学为“培养领袖人物的场所”,希望中大的每位学生“应负起领导千人或万人的使命”,要“对三民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和明确的认识”,希望中大能把“建国”视为唯一的工作。

另外,蒋介石将军人作风也带到了学校,治校如治兵。中大开始更加注重“军事化管理”,施行更为严格的军事训练。最初,蒋介石身着戎装,每周六下午到校,绕松林坡校区视察。一次,老蒋问随行大员:“不是说中央大学的人很多吗?怎么我来看不到几个人?”随行的大员说:“这里是文化区,平常看不到军人,委员长穿一身军装,大家怕碰到委员长要敬礼,所以都躲起来了。”蒋介石“嗯嗯”两声,以后即改穿中山装到校。虽改了衣装,但他的军人习性难改。某次,蒋介石在礼堂给师生作报告,想起当年自己受训的情形,便吩咐手下将礼堂凳子统统撤掉,让所有教授不管身体、年龄如何,统统与学生一同站着聆讯,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还有一次,学校召开院长、系主任会议,蒋介石进屋后,有人大喊“全体起立”,大家无奈地站了起来。待大家坐下后,蒋介石又说道:“现在,本校长点个名吧。”蒋介石一个个喊名字,教授们一个个站起来,他又一下下点点头,场面非常滑稽,教授们非常不满,而蒋介石还自以为这是对教授的“恩典”。因此,后来再开类似的会,许多人便借故不来。1944年7月9日,蒋介石以校长身份亲自主持中大29周年校庆暨毕业典礼。典礼完毕,蒋介石又准备亲自点毕业生的名,忽然觉得情况不对,原来到会的毕业生还不到一半,不禁勃然大怒,拂袖而去。

蒋介石经常到校“视察”,大约每周来校一次。他第一次到校便巡视校内教室、图书馆、学生宿舍等处,并在食堂与教职员工共同进餐。视察完毕后,蒋介石感到“巡视全校各处,其宿舍之拥塞污秽不堪言状,设备之简陋与师生之无秩序,思之痛心”。后来每次到中大校园,蒋介石一般都会视察学生宿舍、食堂、浴室和公共场所,特别关心这些场所的清洁卫生,有时还前往农场,察看树苗花圃,饮尝牛奶。某日,蒋介石来学校时,一些学生正在操场打篮球,没有注意到蒋介石的到来,惹得他很不高兴,用手杖狠狠捣了几下地面,大喊道:“校长来啦!”学生们被吓得发愣,他以为是在向他行注目礼,转怒为喜,又和蔼地笑道:“玩去吧,玩去吧。”蒋介石还十分强调中大学生的仪表衣着,1944年蒋介石侍从室专门就“中大学生服装不整”发布训令,“中大为中央最高学府,对全国各校应有示范作用,少数不肖学生若不能规劝改过,应不惜忍痛开除以维护学校之尊严”。

如蒋介石所愿,他靠自己的威信和示范,还真在无形中消解了一场学生运动。1943年秋天,孔二小姐(孔祥熙和宋霭龄的第二个女儿孔令俊)从香港撤退时霸占飞机舱位装洋狗、马桶一事被揭露后,西南联大和中大同时酝酿学潮。学生贴出大字报,说物价飞涨,贷金过低,以致伙食太坏。中大教育长和训导长将学生的意见报告给蒋介石,说学生准备以伙食为藉口掀起“倒孔(祥熙)”学潮。老蒋一听,说道:“哪天我到中大学生食堂吃一次饭,看学生还闹不闹了。”1943年11月的一天中午,蒋介石在学校训导长、军训总教官等人陪同下来到学生食堂正中央的餐桌前。老蒋顺手拿起一只碗,走到大饭桶前,给自己满满地盛了一碗“八宝饭”,把分到的一份青菜萝卜拉到面前“香甜”地吃了起来。他一面吃饭,一面问学生:“你们每天都吃这样的饭菜吗?”同饭桌的学生壮胆回道:“一年四季,顿顿如此。”蒋介石连声说:“米质太差,要改善,肉也太少,贷金要加。”年已56岁的蒋介石那天竟吃了三大碗“八宝饭”和一份青菜萝卜。校内三青团分子乘机大肆渲染和吹捧。于是,一场正在酝酿的学生运动就这样被蒋“吃”了下去。

蒋介石任职中大校长时,曾闹出“蒋中正呈文蒋中正”的笑话。中大要向教育部呈文,当然要由校长蒋中正具名,于是呈文就成了“中央大学校长蒋中正呈教育部长陈(立夫)”,再由教育部呈行政院,而行政院院长就是蒋中正。于是中大的呈文,就成了“中央大学校长蒋中正呈教育部长陈(立夫),转呈行政院长蒋(中正)”。蒋兼任中大校长时,还享受着“委员长补助费”的“外快”。1943年学校支付“委员长补助费”62600元,相当于学校年度班级费。不过,蒋也利用自己的权力为中大做了一些好事,如因为战时印刷困难被迫停刊一年多的《中央大学校刊》在蒋的过问下得以复刊。

1944年8月,蒋介石辞去中大校长之职,代之以“名誉校长”的冠冕,校长改由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接任。陈立夫回忆说,蒋介石亲任校长后,“知道困难,就不再兼了”。这一年半的校长经历,只是让蒋介石又过了一把校长瘾,让中大稍微风光了一下,对学校的发展没有产生实质影响。

顾毓琇接任中大校长后,非常注重学术研究,尊重教授地位及其学术成就,改善教学研究和调整系科,使得学校面貌大有改观。但顾毓琇干了仅一年便辞职离校,后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

接下来的中大校长是著名科学家吴有训,他希望把母校亲手打造得更加辉煌,曾对全校师生讲道:“我来中大,只凭着为母校服务这点关系。”他上任不久,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吴有训的首要任务便是繁重的复员工作。为此,他两次亲赴南京办理有关事宜。在他的精心谋划、周密组织下,耗时不到5个月,全校师生员工及家属12000多人、图书仪器设备4700余箱及私人行李近万件,分八批全部安抵南京,连蒋介石也不得不赞许道:“没想到这个吴老夫子教书行,办事也这么干净利索。”复员后的中大规模已是战前的三四倍,除四牌楼原校舍外,又在丁家桥新开校址。在吴有训领导下,中大开始了新的篇章。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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