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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进》杂志(www.tongzhougongjin.com)1988年创刊,是面向全国发行的时政文化月刊,由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管、主办。杂志以开掘历史、聚焦现实、贴近社会、关注民生为宗旨,追求内容的思想性、可读性、冲击力、吸引力,风格的新颖、独特、敏锐、泼辣。投稿邮箱:tongzhougongj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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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的知识者及其“话筒”  

2015-04-29 10:48:0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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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的知识者及其“话筒”

文│梁晓声

 

小梁:

作为《同舟共进》的编委,我将你的约稿视为要求,认真对待。几经思考,决定以书信方式完成“任务”——这种方式更接近是讨论。我们中国人一向不乏批判之积极,讨论的能力次之。我认为平心静气地讨论某事某现象,尤其应是知识者的一种能力。而中国目前之诸事诸现象,不仅需要批判的勇气,也需要讨论之风的倡导。

【网络影响中国的正能量必须肯定】

关于网络,最初的说法是它“改变了世界”,而我更愿承认它“影响了世界”,对中国也是如此。“改变了世界”是很“文学”的说法,“影响了世界”才是较恰当的说法。

事实是,世界的主体状况并未因网络的产生而基本改变,只不过网络的能量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越来越被充分地利用而已。

尽管我不上网,对于网络影响中国的正能量却一向是看在眼里的。特别是,网络在暴露腐败现象与促进政府服务职能的进步方面功不可没。不论我们指出网络的多少不良现象,前提应是——网络影响中国的正能量必须肯定。我相信,以后也断不至于有那样的时候——网络的不良现象反而会以压倒的程度抵消它的正能量。

不但国家不会允许那样,人民大众也不会乐见那样。

你在约稿信中,用了“我们”二字。

据说中国有六亿多网民,约等于美国加俄罗斯加德、英、法三国的人口。希望如此之多的网民全体具有理性地在网上表达意见和态度的能力,未免理想主义。而今年与春晚互动的网民人数,据说竟达八亿以上。

我觉得,“我们”首先应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词亦歧议多多,故我用的是“知识者”三字,泛指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人。并且,我还要再将“我们”限制一下,专指35岁以上的“知识者”。因为,35岁以下的“知识者”尤其男性,易有“愤青”之年龄特征,这在全世界也是一样的。对于他们的非理性网上表现,教诲也罢,告诫也罢,口诛笔伐也罢,都莫如有人作出好点的示范。

故我又认为,35岁以上的中国“知识者”,最应以网上的理性表现作出示范,总不能反过来啊!

网络对于人类具有知识、信息、交流、办公等方面的综合“工具”的属性,但也有“玩具”的属性。人类是动物中玩兴最高的种类,对新事物的玩兴超过任何动物。这还不是指网络游戏——非工作需要、求知需要、购物需要、了解需要的上网本身,往往具有“玩儿”

的性质。

     网上某些垃圾内容的点击率,真实性可疑的“新闻”、八卦消息,没甚必要参予的“口水仗”,时不时搞得风生水起。语言暴力倾向、传谣,甚至添油加醋、将网络当成“脏话(注:文中“小梁”系指本刊编辑梁思慧)公共厕所”,以呈现污言秽语为快事,皆因将网络当成“玩具”而为。

我从阅读中知道——一百几十年前,全世界才十六亿多人口。今日之中国,近十四亿人口矣。此后,我便每以中国在人口上是一个“小世界”的眼来看某些中国现象,于是不复像之前那么动辄欲掷文字的“投枪匕首”了。我们对一个“小世界”的种种要求都不能太急。

以我的眼看来,网络及其派生功能起初使国人产生的大亢奋,其实不是愈演愈烈,倒是逐渐归于“退烧”阶段了。想当初,博客风行,人自“媒体”,网站如潮涌现,给我的感觉,比“文革”时期的“战斗队”产生的还快、还多。细思忖之,“文革”也未尝不是那时的青年们觉得“好玩儿”的“革命游戏”。却也不过“玩兴”持续了两年罢了,即使没有“上山下乡”运动,绝大多数人极度亢奋的“玩性”也便“退烧”了。

中国之网络文化现象正合着这样一条规律——人类再是爱玩儿的动物,那也断不会对某一种玩具玩起来没够的。所以“微博”一风靡,博客顿失半壁江山;而“微信”一时兴,相当部分网民又“喜新厌旧”,趣味从电脑转到手机上了。“微信绑架”现象,由是而生。

至于“网络约架”之事,不论也罢。十三亿多人口,六亿多网民的国家,那只是个案,没有评说的必要。我认为不评说也是一种态度。

【“我们”应该怎么做】

“人自话筒”“人自媒体”以前,普遍之国人在言论特别是意见性言论方面的公开权力是极有限的,从对国事到对社会百相的评说欲望长期感到压抑。

感到压抑是普遍国人意见参予意识的觉醒;网络平台使积蓄的意见几乎得以全面呈现,长期感到的压抑也终于得以释放。这是中国网民们最初之亢奋的涡轮。

知识者亦人也,所以同样亢奋,于是网上呈现一派喧嚣与狂欢。

大多数上网表达意见者,都有一显一潜两种愿望,也可以说是两种目的。显愿望是自己的意见被公认是很深刻、很重要的,潜愿望是自己这个人由此被公认是很精英、很卓越的。

此点正常——好比“文革”时期全没了文学,文学的“春天”一经到来,许多人都觉得自己有太多值得写的事了,一写必一鸣惊人,好作品问世的同时即成为大作家,从此“天下谁人不识君”了。

于是,某些人极在乎自己意见言论的点击率。倘离预期较远,则今日刚更新,明日又更新;倘反应一般,便一番比一番言词激烈;倘遭反对,便视为“论敌”,于是全力以赴地“应战”。结果往往是,不知不觉地,言论吸引眼球倒是吸引眼球了,理性的品质却丧失了。

而非理性的言论,被心怀叵测者利用传播的时候比理性言论多得多。在网络言论、文章向非理性状态倾斜的情况下,理性之言论、文章反被漠视。“竞争眼球”的局面一旦形成,知识者卷入其境,始终秉持理性是很不容易的。

又结果是——想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刚被戴上那顶“桂冠”没几天,“公知”就成了贬人的话;今日才在网上被封为“意见领袖”,也许隔夜之间却被“板砖”拍惨了。

     对于“我们”在网络时代的角色定位,有如下愚见,诚呈共勉:

1.不论“我们”中谁,不论其名气多么“高大上”,或自视多高,以时时守此清醒为好——文化知识者,进言之,一切社会学科知识者,对社会进步产生巨大影响力这一事实早已是历史现象,并且不会再重现。“我们”中任何一人,在网上不过是六亿分之一。在“人自话筒”的网上,“我们”的话筒分毫特殊性也无。当今的网上有一股沆瀣难散的戾气,知识者也是语言暴力喜欢攻击的对象,不管“我们”中那人多么的君子,以及网上言论多么的正确。这乃是“我们”的宿命。既是时代宿命,便当坦然认命。

2.所谓“独立之精神”,意指既不媚权贵,亦不悦“众”。网上之“群众”,与现实生活中之“人民群众”不可同日而语,往往只能以“众”言之。以上两个“不”,往往使“我们”中某些朋友陷于“横身而立”之境。这尤其是时代宿命。“我们”中有人由于不能正确对待孤立,也不愿附在权贵的皮上,于是不由自主地取悦于“网众”,便一味地尽说脱离现实与复杂国情的网上话,结果还是使自己变成了“一撮毛”,只不过附在无理性质量可言的“皮”上了,这是同样不足取的。还莫如干脆“横身而立”,反而比较的对得起“我们”之名伤。

所谓“自由之思想”,我认为是指思想的过程——理性之思想的果实,才是“自由之思想”的终极目的。精神赖思想而独立;思想携精神始自由。想说什么便说什么,只不过是绝对“言论自由”,未必能结出理性之思想的果实——这是我多年来的写作心得,未知对也不对。中国目前较缺的是理性思想,我辈当奉献之,勿以为耻。

3.有能力将一己之见写成文章或书籍者,不应荒废了这一传统的发表思想的方式。比之于网络,此传统方式的好处是——虽同样看不见,但读者毕竟是有读书习惯的人。杨志遭遇牛二,林冲遭遇高衙内高太尉,冉?阿让遭遇沙威……类似的情况在作者与读者关系中较少见。并且,文章较之于网上言论,毕竟严谨一些,非“碎片化”的呈现,更有益于完整思想的表达,被篡改、断章取义甚至利用的几率小些。

中国是世界上读书人口不多的国家,为有

读书习惯的少数人服务,仍很值得。

“我们”中更喜欢网络表达的朋友,我的建议是——以克服作“意见领袖”的想头为明智。一名知识者,也许会因为对某事某现象率先发声,或确有真知灼见,于是一时被“网众”捧为“意见领袖”。但千万别当真。某类“网众”乃特殊之“众”,绝无耐心也无诚意拥戴什么“意见领袖”的。某时需要一下“意见领袖”,只不过是心照不宣的一种“玩儿法”,也是心照不宣的狡狯的利用。又何况,国人对现实的意见千般百种,竟能在许多方面成为“意见领袖”的人,还没生出来。生出来的都不可能是——不论本人多么想是,想是的意愿多么良好。

4.不应太任性地说和写。

    单独的一个人,除了变态,面对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或不论任何并非罪大恶极的同类,是不太会啐唾沫的。但善良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后,其实是有许多“群众”向他投石头、啐唾沫的——只因为他的话他们不爱听。

这时那些人像兽。

    所以,“我们”中的某些朋友,在同样遭遇下,似乎也只能“横眉冷对千夫指”,承受。如果所发表的意见言论或网文主旨属于理性之思想,沉默并不意味着自己的思想便是“意见垃圾”。它既已发表在网上,时间终将证明其价值。它于众声喧哗之际的存在便是难能可贵的意义。

而网络的另一个真相是——理性的网民对于网上理性的思想表达,往往只认同了,接受了,并不非跟贴支持的。他们大抵是很内向的一些网民。不要因为他们的缄默以为他们根本不存在。

理性之思想的表达,从来都不会是只受攻击、全无支持者的绝对孤立的表达。要相信某些人的支持在内心里。

但愿“我们”大家都这样要求自己:

“我们”是以说和写为己任的。不说不写,“我们”也就不是“我们”了。

“我们”之说和写,既每自诩为“己任”,那就不应该是太过任性的说和写。中国之当下,还缺希望能任性地说和写的人吗?

当为着中国的进步、人民大众的权力之依法确立和利益不受危害而需要有人大声疾呼时,那正是社会最需要“我们”之时,“我们”应当仁不让。

当正义在网络表达方式中显然已是主导能量时,其实“我们”只欣慰于此,不作追随也罢。因那时少了“我们”正能量也还是正能量;倒是相反时,“我们”的缄默才是羞耻。

当“我们”之间看法相左,意见对立时,免不了也会理论一番的。理性之辩论是谓“理论”。正确之思想更是在“理论”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辩论失去了理性而升级为“骂仗”,结果只能被看客当成“热闹”。

“理论”之所以为“理论”,“论”时的“礼”是不可不兼顾的。

骂人虽也被说成是“一种艺术”,但目前中国擅长此“艺术”的人委实多了去了。窃以为,不骂人也还是能在“理论”的过程始终秉持理性的思想原则,是比“骂人的艺术”更“艺术”的能力。所以,“理论”甚至也可以提倡为“礼论”。

如果“我们”都能以身作则,示范此风,肯定比中国的青少年从我们身上学到的是“骂人的艺术”好。那样,“礼论”就断不会变成热闹了,而看“礼论”结果的人们,便是在看“理论”之“理”是如何形成的了。

于是,看“口水仗”的看客也会少些的。

【我的预言】

我非预言家,却也还是可以预言一下的——两年或三年后,中国之网络现象将与现在大为不同。

首先是网络语言之污言秽语、暴力倾向会少。不可能完全没有,但会明显式微。同时表达意见之理性特征会增加,因而网络所呈现的公众意见会更不容漠视。因为理性之意见表达的力量是无借口可压制的。

我的预言与“政治”二字无关,所依据的纯粹是社会学观察的一己经验。

    事实上,我认为今日之中国网络现象,与几年前相比已渐趋常态。不远的将来,中国之网络现象,将可能基本常态化,即——它将主要体现为工具以及社会公器之一种,那时只有少数人还会将它当成玩具或娱乐公器。由乱象层出而渐类型归分,乃世间普遍规律。连宇宙都循此规律,网络安能例外?

    别的孩子都玩过的东西自己想尽情地玩却总没玩过,或虽玩过却没玩过瘾——这样的孩子潜意识里是不愿长大的。从前的孩子玩过几样玩具后忽然就长大了;我认为大多数中国人对上网、微信的玩兴已经不再膨胀。

     我所言的“常态化”,并非意味着网络将丧失推动中国进步的能量,此种能量,不仅不会因“常态化”而丧失,反会因“常态化”形成通过“社会公器”行使的、不可让渡的民间权力——我将之视为“试验民权”。

并且我看到,各级政府在此种权力的影响下,确实发生了一些前所未见的职能改变。

    网络之“公器”能量,绝不是任何人任何方面所能阻挡的,只能某种程度地限制而已。网络意见表达这一种民间的“试验民权”体现得越文明、理性,限制的手段越无的放矢。

    网络之“公器”,也绝不是任何有领袖欲的人想在其上呼风呼雨便能那样的,充其量只能作出呼风唤雨的架式而已。

    网络既属“公器”,便是属于中国人大家的。属于大家的,当由大家来爱护,要像爱护公共环境那样爱护。

至于“我们”,更须带好头,而不是相反。

2015年2月18日于北京

 

(作者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作家,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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