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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进》杂志(www.tongzhougongjin.com)1988年创刊,是面向全国发行的时政文化月刊,由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管、主办。杂志以开掘历史、聚焦现实、贴近社会、关注民生为宗旨,追求内容的思想性、可读性、冲击力、吸引力,风格的新颖、独特、敏锐、泼辣。投稿邮箱:tongzhougongj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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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会的乌龙事  

2012-07-20 11:53: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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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会的乌龙事

□    聂作平

多年以来,杏花春雨的江南就是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富庶之地。地处长江之尾的太仓,今天是只有几百平方公里的县级市,在明代,则是一个辖有昆山、常熟和嘉定三县的州级行政区。但在明代,州与县的级别相差无几,以古人的观点看,太仓虽有三县,亦不过百里之地罢了。就是这个百里之地,当时却是人文荟萃的风水宝地,首辅王锡爵,兵部尚书王在晋,大才子王世贞、张溥、吴伟业,竟然都出自这里。

举凡一国一邦,当其处于繁荣——哪怕是虚假繁荣的清明时期,一大特征就是社会稳定或相对稳定,官员大体能各司其职,人民大体能各安其业。相反,当时代处于衰落的乱世,一大特征就是社会秩序不再稳定,动荡成为家常便饭,官员失职,人民不安其业,人性的恶如同放出笼子的饿兽。以太仓为例,当王世贞和王锡爵——甚至比他们更晚一些的张溥在世时,这里的人民知书达理,倾心教化,敬畏法律;但当时代的车轮驶过甲申之变(1644年为甲申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同年清军入关——编者注),同样是这片丰沃的土地,同样是那群歌哭于斯的人民,竟一下子变得面目狰狞。

《研堂见闻杂录》是亲历“甲申之变”的一位没留下姓名的文人之作,书中记录了一个叫吕茂成的青年。此人幼年丧父,吃了不少苦,但极聪明,为人谦逊好学。研堂主人虽只长他一岁,他却总是以先生相称,并时常向研堂主人请教诗文。26岁时,吕茂成考中秀才,“志意发舒,高睨阔步”,在研堂主人和其他人看来,这位彬彬有礼的年轻读书人,将会如同大家预想的那样,学而优则仕,进而改换门庭,光宗耀祖。但谁也没料到的是,这位青年却突然变成为患乡里的不稳定因素,以致身败名裂,惨遭横死。导致这种巨大人生落差的,表面看是一个叫“乌龙会”的民间组织,深里究,却是那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把一个好端端的读书人推上了绝路。

关于“乌龙会”,得先从中国流行了两千年以上的主仆关系说起。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奴制度,但一些穷困子弟入富家为奴的状况却很普遍。尤其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不少穷人常会迫于生计或其他原因,只身或全家卖身为奴,投靠到富人或官宦人家里帮忙或帮闲。当时的规矩是,一旦进某家为奴,必先立一纸字据为契约,主仆关系一旦确立,仆人终身对主人恭谦忠顺,主人则极力维护仆人利益。有不少仆人,就依靠所托身的主人,“累累起家为富翁”,最不济也能混碗饭吃,不至于流落街头。有明一代,这种主仆关系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是社会和谐,人民各安天命的充分证据。

但大动乱的到来,意味着各种原本正常的秩序的分崩离析。在崇祯自缢而南京尚未推举出新皇帝,满清军队也还没下江南的时间段里,太仓一带处于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最能刺激的,就是各种动乱因子。那些原本安于仆人地位的穷困子弟,似乎在一夜之间看到了翻身的希望,他们自发结成数百上千人不等的团伙,各自胁迫其主人交出当初订立的契约,主人一旦动作稍迟,轻则老拳相向,重则举火焚屋。至于瓜分主人财产玉帛之事,也时有发生。其情其景,就像一辆公共汽车,有的人坐着,有的人站着,大家原本相安无事。虽然站着的人想坐下来,但碍于既定秩序,也不敢公然把别人拉起来。而一旦有人带头这样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汽车上的坐者与站者,多半会发生些逆转。所以,社会就像坐公交,有座位的人号召稳定,没座位的渴望重新占座。

改朝换代的剧烈动荡给站着的人们带来了一次难得的“重新占座”的机会。如果说仆人找主人索契约、逼财产还只是预演,那么“乌龙会”的出现,则是预演后的正式粉墨登场了。所谓乌龙会,乃是“黠桀者数人,收集党羽,名‘乌龙会’”。从乌龙会的人员结构,可以看出它对现存秩序有强烈而不可抑制的冲击愿望——“虽市井、卖菜、佣人、奴、不肖,但有拳勇斗狠,即收名庑下,衣食之”。令人意外的是,吕茂成这位多年来一直饱读圣贤书的学子,竟也一头扎进了乌龙会——他很快就成了里面的三个大头目之一,身后有数百追随者。

关于乌龙会的具体情状,当年留下的史料不多。在当今一些学者笔下,乌龙会被定性为“革命群众组织”。那么这个“革命群众组织”到底都干了些什么?首先是向诸大姓,即有产阶级索要金帛。清军渡江的消息传来,乌龙会确信地方政府更加失去控制力,于是乎,数百人手执兵器,穿上唱戏的天神服装,鸣锣呐喊,游行街头。次日,即向诸大姓索要金帛。一个叫龚诚宇的富人,属于那种要钱不要命的主儿,当乌龙会派人沿街向大户人家收取所谓军饷时,其他富人纷纷忍痛割肉,龚诚宇却坚决不肯。乌龙会“必欲碎其家为快”。当晚,数百人包围龚家,龚诚宇只身逃走,乌龙会将其住处席卷一空。这些抢来的财物,首领如吕茂成等,主持了梁山泊式的大秤分金,小秤分银的宰割。比如在勒索一户姓金的富人后,得一千余金,大部分为吕茂成与另一首领顾慎卿所得,小部分为其部众平分。打土豪,分浮财,向来是中国农民最喜闻乐见的革命形式。因为这种趁天下大乱而乌合成股的革命,既没有真正的危险性——旧政权已垮,新政权没建——还能不劳而获地占有原本高高在上的富人们的财产甚至妻女,这怎能不令草根民众大有扬眉吐气之感呢?

乌龙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向富人们寻机报复。有一个姓马的富人,之前得罪了他的一个佃户。这名佃户投奔了吕茂成,吕于是带上百余人,各执武器,冲进马家,差点把倒霉的马某当场群殴致死。痛打之后,马某不得不捧出白金十余两,乌龙会方才善罢甘休。

三是自封官爵,过一把老爷瘾。乌龙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此前最为畏惧的就是官人,不要说县令,哪怕几个自称可以代表政府执法的衙役,就足以吓得他们屁滚尿流。但现在苍天有眼,赐与这样一个难得的乱世,他们也就有机会自由自在地过一把“老爷瘾”了。陈瑶甫领导的是乌龙会的另一纵队,他建立了帅府,自立为帅,手下兄弟们一个个都封了官,以至于“满坐参谋,成群大将,以为觅封侯如拾芥也”。

主人和仆人,官绅和农民,他们之间肯定有矛盾,但在政权稳定时期,这种矛盾往往以双方的隐忍和克制,以及由乡规民约或地方政权的约束而得以调和。但像甲申之变后,天下鼎沸之际,所谓乱世出英雄——英雄的另一面则是混世魔王,当昔日的强者和贵者一旦处于劣势,弱者和贱者必定会无所不用其极地施以报复。

文学青年吕茂成的结局很悲惨。当清军进驻太仓时,居民和其部下一哄而散,他竟然还像平常那样飘巾长袖,就好像汹汹而来的清军也是他的乌龙会会众一样。清军抓他时,他傲然道:“我是吕茂成。”清军也听说过这么个人物,脱了他的衣服,用一竿长枪穿过他的胫骨,再把他拴到绳子上,光着屁股押到他家里,把他几个月来打土豪分田地弄来的金帛,悉数卷走。此后,清军又把吕茂成牵到一间牛棚里,将其两手缚在柱头上,取来一件庙宇里菩萨所穿的黄袍盖在他身上,讽刺说:“你不是想当皇帝吗?现在就了了你的心愿。”

对吕茂成这个曾向自己虚心请教的文学青年,研堂主人相当感慨:“吕茂成才器大佳,使操之以正,上可以取功名,次亦不失一令士。”可他为何落得这般田地呢?研堂主人的观点是:因为他两次考试名列优等,于是变得自负,加上乌龙会里其他人的怂勇,他便把自己当作了应运而生的大人物,甚至幻想黄袍加身。研堂主人的分析大抵正确,但不完整。因为他没有看到,乱世的可怕,就在于它不但使一般民众疯狂,即便是主张温良恭谦让的读书人,也会不由自主地乱了方寸。在一个疯狂被认为是正常的年头,不可能有人能置身度外地保持清醒。 

这个故事说明:

第一,有些善良的人之所以看起来善良,是由于暂时还没找到作恶的机会;有的好人之所以看起来是好人,是因为有众多外力作用在他身上。套用牛顿定律,那就是:任何个人在没有受到包括法律、道德在内的外力作用的前提下,将保持从良民劣变为坏人的趋势。

第二,哪怕最黑暗的政府,也要比无政府稍好。黑暗的政府大不了多征几个税,多拆几座房,多发明几种新鲜刺激的死亡方式;而无政府带来的,却是普通民众之间的互相仇杀与凌辱。也就是说,无政府的社会是没有赢家,只有大输家和小输家的满盘皆输的暗社会。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2,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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