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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信与文艺复兴  

2011-05-19 15:49:1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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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信与文艺复兴

——孙中山给我们的启示

   陈平原

 

今日中国,国力逐渐强盛,国民大都信心满满。可在晚清,情况完全不一样,仁人志士担忧的是亡国惨祸,思考的是亡国后如何图谋恢复。正是这种不愿做亡国奴的一腔热血,才有了陈天华的蹈海以及秋瑾的“拔剑四顾心茫然”。换句话说,历经甲午海战以及庚子事变,中国人的自信心跌到了谷底。而革命先驱孙中山之所以不屈不挠,挑战貌似强大的大清帝国,既基于对西方文明的仰慕,也基于对中华文化的信赖——坚信多灾多难的中国必将浴火重生。

作为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有很多因应时势的演说及著述。这其中,既有对国粹的表彰,也有对国民性的批判,若只抓住一点驰骋开去,容易歪曲孙先生的思想体系。不说零星言论,即便《三民主义》这样体大思精的著作,虽有传统中国儒家的理念,可更多的还是受西方文明的洗礼。忽略这一点,只在个别词句上钻牛角尖,难得其大体。

1917年撰《民权初步?序》,孙中山称中华民国之得以创立,“其始也,得欧风美雨之吹沐;其继也,得东邻维新之唤起;其终也,得革命风潮之震荡。”(《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其实,不仅推翻清廷创建民国这一政治实践,整个晚清思想、学问、文学、艺术的革新,也都“得欧风美雨之吹沐”。首先是在“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服膺西洋文明;而后才是在上下求索中,发现“国粹”的意义,借鼓动民族主义思潮,来实现政治革命以及“文艺复兴”的梦想。孙中山坚信:“迨中国同胞发生强烈之民族意识,并民族能力之自信,则中国之前途,可永久适存于世界。”(《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下同)

单就教育背景及生活经历而言,孙中山无疑是那个时代非常西化的政治家。1896年,“性慕新奇”的孙中山在《复翟理斯函》中称:“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主义(Darwinism);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孙中山与同时代绝大多数读书人的差异,不在对“圣贤六经之旨”的领悟,而在涉猎西学的能力与信念。当然,作为直面惨淡人生的政治家,孙先生日后的论述,逐渐转为迫在眉睫的“中国问题”:“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中国国民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七卷)。表面上“内审”在前,但“外察”的重要性一点也没降低,只不过多放在幕后来处理。

比如谈及中国的命运,孙中山的调子时高时低,这取决于论述时机以及听众的需求。既有乐观的祝颂,如“中国,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劳和驯良,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在短期间内,它将跻身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国家的行列”(《我的回忆》,《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也有沮丧的抱怨,如“现在人民有一种专制积威造下来的奴隶性,实在不容易改变。虽勉强拉他来做主人翁,他到底觉得不舒服”(《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两种说法相隔九年,都是孙中山真实的想法,然两者都有其合理性,就看你从什么角度观察与立论。

从“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历经百年苦斗,终于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过程,并非自然而然,也不是“风水轮流转”,而是孙中山等无数先驱奋斗的结果。

1921年,孙先生称:“国与民弱且贫矣,不思有以救之,不可也;救之而不得其道,仍不可也。”(《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在众多救国救民之道中,孙中山选择了“复我国粹”,即努力发掘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对于以批判旧道德著称的新文化运动,孙中山有嘲讽也有接纳(参见孙中山撰于1920129的《与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五卷)。即便1924年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也不是一味复古:“但是恢复了我们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在今日之世,仍未能进中国于世界一等的地位,如我们祖宗之当时为世界之独强的。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孙中山全集》第九卷)

早年接纳“夷夏之辨”及“民本”思想,晚年倾心于儒家的“内圣外王”,但孙中山毕竟是实践型的革命家,玄思非其所好,也非其所长。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中,孙先生逐渐理解、接纳、转化中国传统文化——采纳某些传统观念,但多做现代诠释。比如,提倡儒家的“忠孝”、“仁爱”,但抽掉了“三纲五常”——至于什么叫做“忠”,不是“忠君”,而是“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

近年中国迅速崛起,很多人归因于传统中国文化的力量,喜欢一切从孔夫子说起,然后“飞流直下三千尺”,直接嫁接到当下的政治语境。殊不知,今日中国,不再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重提“三从四德”,或者顶礼膜拜“四书五经”,既无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博大与庞杂,也抹煞了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借鉴西学转化为传统的努力。同样追求“文艺复兴”(或曰“古学复兴”),百年前风雨飘摇,主要功夫放在提高民族自信心;如今风和日丽,应该更多着眼于如何“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孙中山奋斗的一生,对于今人的启示,不在某些具体言论,而在随时势变化,努力调适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永远不失尊严与自信,同时,也永远不失批判与抗争的立场。

(本文乃作者2011122日在中山大学于全国政协礼堂举办的“2011北京中山论坛”上的发言)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导,本刊编委)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4,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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