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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进》杂志(www.tongzhougongjin.com)1988年创刊,是面向全国发行的时政文化月刊,由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管、主办。杂志以开掘历史、聚焦现实、贴近社会、关注民生为宗旨,追求内容的思想性、可读性、冲击力、吸引力,风格的新颖、独特、敏锐、泼辣。投稿邮箱:tongzhougongj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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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事件25周年回眸  

2011-04-27 15:47:5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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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事件25周年回眸

    左凤荣

 

1986426凌晨,切尔诺贝利4号机组发生爆炸。据《20世纪俄国史(1894~2007)》(莫斯科“阿斯特”出版社2009年版)提供的最新资料,爆炸相当于5001945年投到日本那样的原子弹,喷出近190吨放射性物质和8吨放射性燃料。大火烧了两昼夜,700万人受到辐射,数千人遭受过量辐射,被污染的土地达1亿公顷。参加救援的8.45万人,在本世纪初有一半死亡或残废。这是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史上最大的一次事故,对于刚刚启动改革的苏联而言,其造成的损失不仅仅是物质和精神上的,更有政治上的,是导致苏联剧变的众多因素中不可忽视的一个。25年后再来回眸这一事件,还是很有意义的。

 

事故暴露了苏联体制的深层问题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位于乌克兰境内,电站于1977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在1986年时已有4座反应堆在工作,另有两座反应堆正在建设过程中,发生爆炸的是1984年才投产的新机组。这本是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故。

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试验引起的,操作人员的错误是主要发端。在63日政治局会议上,调查小组得出的结论是:导致事故发生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操作人员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和不遵守工艺规程。“如果照章操作反应堆,一切都会正常。”第二个原因——上世纪50年代中期研制的РБМК型反应堆本身有缺点。这种反应堆没有保护系统和剂量测定系统,缺少外罩,如果出事后果严重。

这起看起来偶然发生的事故,实际上暴露了苏联体制深层次的问题。一直在事故现场处理此事,因受过量辐射而染病,后来自杀的列加索夫院士在报告中指出:“切尔诺贝利事件是由于个人崇拜及在我国延续了几十年的错误地进行经济活动达到登峰造极地步引起的后果。”领导人缺少安全意识,注意力主要在发电上。工作人员极其不负责任,没有严格操作程序,不注意安全。对于像核电站这样极其危险的地方,没有处理事故的预案,在事故发生后,消防队员按处理一般火灾来处理。实际上类似的大事故还有不少,1986年夏,“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发生的撞船事故,19895月乌拉尔地区发生火车相撞和天然气爆炸事故,这些事故许多都与缺乏纪律性和责任心有关,在处理这些突发事件时也暴露出处理不及时、效率低下、官员对民众麻木不仁的问题。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在苏共二十七大召开后两个月,从中可以看到,苏共二十七大提出的改革、改进工作纪律、反对官僚主义等都还停留在纸面上。戈尔巴乔夫在事后深有感触地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是一个最直观可怕的例证,不仅证明了我国技术的陈旧,而且证明了原有的那个体制已经奄奄一息。与此同时(历史就是这般嘲弄人)这次事故也极其严重地影响了我们业已开始的改革,直接打乱了全国的生活。”

 

事故处理过程说明苏联体制依然如故

 

虽然事故发生在苏联业已开始改革的时期,但对此事的处理依然不透明。政府利用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调动了各方力量,但民众仍无权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政府是如何做的,他们应该怎么办。

爆炸发生后,附近的普里皮亚季镇的28名消防队员在30分钟后赶到,他们并不知道这不是一般的火灾,全力扑救。当时有31名工作人员和消防队员以身殉职。当天总共有300多人受伤住院,其中129人第二天被空运至莫斯科进行特别急救,237人受到严重的核辐射伤害,另有1209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核事故。核电站的领导并没有及时向莫斯科报告情况,这个消息传到莫斯科时已是26日早晨。426日夜间决定疏散电站附近普里皮亚季镇的居民。从2714时开始疏散,3个小时后,该镇成了一座空城,4万多人被迫离开家园。

27日早晨,直升飞机驾驶员和化学部队赶到,临时委员会决定根据列加索夫院士的建议,采取从空中投放沙袋、铅、硼砂及混凝土的办法,封闭反应堆。由于苏联长期没有进行过这方面安全知识的教育,对于救援人员也没有进行必要的防护,许多救援者和记者也受到了核辐射的伤害。

苏联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措施进行施救,但当时苏联的报刊、广播和电视保持沉默,大众一无所知。到26日晚,全世界都知道了该事故,莫斯科仍在沉默。27日东西方的大众媒体都在关注此事,并要求苏联政府说明真相。42811时,政治局终于开会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报道工作,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都认为应该尽快向外界通报情况,但通报还是被拖延下来了。

直到428日晚9时,电视和广播才在新闻中发布公告,简单地向公民通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事故,一座原子能反应堆受到损坏。正在采取措施消除事故后果。受到影响者正在得到救助。已经为此成立了一个政府委员会。”并没有说出现了核泄漏事故,也没有提示居民进行防护。

429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知道切尔诺贝利的情况在恶化,决定成立消除事故后果的行动小组。领导小组昼夜值班,负责监督和指挥事故的处理工作,一批批抢险人员被派到出事地点。52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视察了切尔诺贝利,听取汇报并根据专家的建议,编制出了放射性污染的初步区域图,决定将切尔诺贝利方圆30公里内,186个居民点的居民全部撤离。但执行起来很困难,人们并没有亲眼见到危险,不愿离开家园。到5月上旬,迁移了近13.5万人。为了防止核尘埃被雨水冲入河流湖泊中,水利部门和军队修筑了130多条大大小小的堤坝。为了防止反应堆再泄漏,7月份提出了“石棺”的构想,并在短时间内,修建了一座由40万立方米水泥和7000吨钢筋建造的庞大建筑物,把受损的反应堆罩了起来。

这次事故是很严重的,领导人深知这一点,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并没有通报给民众。从切尔诺贝利开出来的车辆未经任何处理就驶入基辅市区,造成核尘人为扩散。正当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纷纷把他们的公民撤出乌克兰首都基辅时,乌克兰当局仍组织了五一节大游行,不明真相的市民依然不加防护地走上街头,庆祝一年一度的五一国际劳动节。

直到514日,戈尔巴乔夫才发表电视讲话,介绍这次核事故,他强调这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故,一得到确切的消息就告知了民众,并通过外交途径告诉了外国政府。他表扬了为消除事故作出贡献的人,感谢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社会对苏联的帮助。关于事故的后果,他说有两个人——一个机器调整工和一个操作员在事故中死亡,有299人被诊断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入院,其中7人死亡。最后他呼吁国际社会在国际核能联盟的框架下加强合作,建议尽快和里根在欧洲任何一个城市举行会晤。从这一讲话中我们看到,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完全向民众说出灾难的实情,不忘表明苏共的伟大与英明,其注意力并没有放在国内如何消除灾难上,而是转移到了国际舞台的核能合作上。

 

事故对苏联的影响

 

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虽然苏联解体是在5年后,但此事的影响仍是不可低估的。

首先,给苏联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负担和人员损失。戈尔巴乔夫在65日政治局会议上说:“造成的产品损失达18亿卢布,花在这上面的钱达20亿卢布。”仅在事故的最初阶段就花掉了140亿卢布(按1986年价格计算)。而此时苏联面临国际社会石油降价,财政上本来就困难,该事故真是雪上加霜。为消除事故的后果,苏联每年都要有不小的开支。同时,此事也严重影响了苏联设备的信誉,东德认为苏联设备50%是废品。

第二,使苏联付出了很大的政治代价。在报道这次悲剧中,政治局采用了“有控制的公开性”,这不仅仅败坏了自己的名声,有人认为从准确的法学意义上讲,掩盖真相就是犯罪。因为秘而不宣或不及时通报,对数十万人的健康和生活造成了危险。苏联的做法也严重损害了其国际形象,许多人认为这说明了苏联体制的非人道性。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为消除事故后果而斗争,提出扩大公开性,不久后允许媒体报道发生的事故和灾难,苏联媒体的面貌开始发生变化,苏联社会的真正面目开始被人们所认识。

第三,激化了联盟中央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矛盾。舒什克维奇回忆说:“19865月初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完全在胡说,说我们的核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在事故区一切都好。由此说明,在他的头脑中党的利益高于健康的思维,高于科学,我对他的爱与尊重至此结束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后,全国掀起了一场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生态运动。在受害特别大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出现了社会运动,指责中央政权对这些地区的居民犯有“危害种族罪”。

第四,在对事故原因的分析评价上,苏共高层内部出现分歧。戈尔巴乔夫批评垄断、不负责任,不拿人的生命当回事,只追求产量的做法。在73日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核电站的安全,批评“电站的总工程师是电学家,他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电能”。电站领导相信电站是安全的,不会出事故。学者、专家、部长30年来都说电站是安全可靠的,不接受监督和批评,在科学和生产中实行垄断。戈尔巴乔夫要对苏联体制进行根本改革,与此不无关系。部门负责人则认为事故并不说明核能不安全,原因是有人擅自进行试验,不按操作规程做。

第四,核灾难事故使戈尔巴乔夫认识到了核战争的危险,他把许多精力放在与美国缓和、裁减军备和防止核战争上,忽视了对国内许多问题的注意和解决。

切尔诺贝利事故说明,真相是不可能靠垄断信息资源掩盖的,它终究会被民众知晓,应该实事求是地向民众告知与其相关的事情,尊重民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苏联习惯于靠强大的宣传力量粉饰现实,掩盖矛盾,报喜不报忧,有选择地让民众了解信息,不相信民众,长此以往,终享恶果。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4,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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