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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进》杂志(www.tongzhougongjin.com)1988年创刊,是面向全国发行的时政文化月刊,由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管、主办。杂志以开掘历史、聚焦现实、贴近社会、关注民生为宗旨,追求内容的思想性、可读性、冲击力、吸引力,风格的新颖、独特、敏锐、泼辣。投稿邮箱:tongzhougongj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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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想到——何以为官 □陈四益/文 黄永厚/图  

2011-11-08 15:10:3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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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想到——何以为官

 

   陈四益 /     黄永厚 /

2011年11月08日 - 同舟共进 - 《同舟共进》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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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夜叉国》中有惊人之问:“问何以为‘官’?”(我本想写“惊天之问”,后来想想,“天”居高,司空见惯,或不屑听此一问;人处卑,利害相关,闻之方惊。)书中答辞也妙:“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几千年来,中国为“官”者的自我感觉或老百姓对“官”的观感,大抵如此。

 

上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进城,同国民党的官员迥然不同,令人耳目一新。县里开会,自带铺盖,住处就在假期学校的空教室里,饭食之简易也令人叹惋。就是在北京,司局级干部也是或坐大巴,或骑自行车,或步行上下班。

据说朱总司令一日“失踪”,急得警卫团团转。还是秘书稔知老总喜爱,查找当日报上广告,料定是自己溜出去看球赛,这才在球场的人堆里找到了他——哪里有“出则舆马,入则高堂”的气息。从“官员”的作派,百姓判定:国家有望。那是一段“官员”与百姓的“蜜月期”。

 

直到“文革”前夕,杨西光已升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复旦的教师、学生,无老无少还都是称“西光同志”;就是“文革”中,湖南省的干部称张平化也是“平化同志”或“平化老倌”;直到“文革”过后,新华社的员工无大无小称社长穆青还是“穆青同志”或“穆老头儿”。

按照先前官员的品秩,县太爷不过七品,下面的科道只算得上“吏”。现在不行了,哪怕一个县里随便什么局长,不以官职相称,就是“大不敬”。不是有这样的话吗:“你随随便便就给我打电话,局长很不值钱是不是?”

“局长”很值钱——官民之分严矣。

 

官民之分严,官员觉得“官”与“民”的衣食住行样样要显差别,方能见出威风。于是,官的架子日渐膨胀。大小衙门门禁森严,出入警车开道,道路限行。官阶愈大,官威愈甚。在一处游览区,见一大官乘船下湖,湖上一切游船皆受令回避,好像那湖山就是他的私产,更不用说动辄一路戒严,一路封道,一路扰民了。前人把“松间喝道”视为煞风景之事,比起清船游湖,小巫耳。

 

“出则舆马”,又成官场常例。时代不同,舆马早已换为轿车。上世纪80年代,少数乡镇官员购买公车时,农民刺之为“屁股底下坐头牛”——在普遍贫困的岁月,使用一辆汽车的开销,差不多要一头牛的价钱,在当日农村已是惊人的耗费。现在一个乡镇四套班子,不知有多少屁股,坐多少头牛了。愈往上,衙门愈大,“公车”愈多。有车之后又要讲究品牌,捷达不行要皇冠,皇冠不行要奥迪,奥迪不行要陆虎。车品愈高,耗费愈大,而政府官员视同寻常。

或曰:时代不同了,老百姓不是也有私家车了吗?那么,既然老百姓上下班都用私车,当官的工资已比百姓为高,何以还要公家开销?

 

“入则高堂”,也要改为“入则华厦”了。最近这十几年,是各级衙门办公场所大比拼的时代。每到一处,最华丽的当数政府的衙门。比较欧美各国政府,我们一个乡镇怕也顶得上人家的市政府甚至首相官邸。据说还有人均办公面积超过100平米的衙门。我到过一些地市,官厦的阔绰,叹为观止。中国的富庶,都堆在各级衙门的脸上了。

 

官员的威风岂止“上一呼而下百诺”。雷人官语不时出现在网上。对百姓曰:“你们算个屁呀!”代表着某类官员的“庶民观”。官员到哪里都叫“视察”,哪怕是携眷游玩;官员讲句话都称“指示”,哪怕是不咸不淡的应酬;接待都有盛宴,送行俱备赆送,下雨有人撑伞,烈日有人遮阳。美酒、名烟、“名特土产”,虽是本地风光,俱为罕见珍品。这些做派,无需远溯,同晚清谴责小说描写的竟无太大差别。官,还是那个“官”;官场,也还是那个官场,好像革了一百多年的命,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

 

古今毕竟还有不同。过去的官僚,所求不过“升官发财”四字。现在的官员,更加多欲,大凡有名有利之事,样样不肯放过。譬如,过去的官员中虽也有学者,但官阶之外并无头衔,做学问大都要自己去做,自己掏钱刊印,是又赔精力又赔钱财的事情。现在不同,有了官衔,就掌握了权力,有权支配科研“项目”。大官支配大项目,小官也有小项目,真正做学问的人,倒要攀着一个官员领衔才拿得到课题。出了成果,照例官员排名第一——虽然事情是别人做的。于是,官员们在衙里做官,到下面就“讲学”,在别人写的书上署名,凭着他人的成果申报院士。外国的院士出在做学问的机构,中国不久恐怕“院士”都要出自官场了——科教兴国,成了科教兴“官”。

照我的想法,要做官,就勤勤恳恳做官,不要想当院士;做院士,就老老实实做学问,别往官堆里挤。行政事务缠身还有心思于学问吗?整日专研学问,还能勤于政事吗?问题出在当官的什么名誉、好处都想要,连带着念书人也把先当官再捞“学问”,当作“学途捷径”。.

 

追名逐利的官员,心思不在政务。只看各种问题不是媒体曝光,就是网上沸扬,这才看到官员急急忙忙出来表态、承诺,美其名曰“第一时间”。本可防患于未然的事情,何以不闹到干柴烈火绝无人问?中国的官民比据说世界第一,那么国人纳税养着许多官员所为何来?

上世纪80年代一出豫剧台词风行全国:“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把“作主”改为“服务”,更合于时代之观念。

 

官位、钱财、头衔乃至女色无所不贪,内怀多欲,外沽虚名,凌虐百姓的官员当然只是一部分,用权威部门的语言“只是极少数人”。少到什么程度,未见公布,但其造成的局面足以败坏整个官场,使官民对立日益严重,官府的信用大为跌价。若说社会危机,窃以为唯此为大。

 

十一

孔子弟子问:治理国家时,“足食、足兵、民信之”三者中,不得已要去掉一项时,当去何者?孔子说“去兵”;若不得已再要去掉一项时,当去何者?答曰“去食”,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对“去兵”、“去食”的主张我存疑。无兵,无食,灭国就在眼前,国将不存,还谈什么治理?但孔子非常看重政府的信用,很有眼光。一个政府如果失去了百姓的信任,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位讲《论语》蹿红的明星说,“民信之”就是百姓要对政府有信仰。这就颠倒了主次。百姓不会对所有政府都“信仰”,而政府必须得到百姓的信任。怎样才能得到信任?不是靠封住百姓的嘴巴,也不是靠整日价自我赞扬,而要靠政府所有官员真心实意为百姓做事,而不是让百姓为他们做事。那些败坏着官风的官员,不会顾及政府的信用,只顾捞取眼前的好处。他们的处世哲学,有如一个法国人(且不管是路易十四还是路易十五还是某位法王的情妇)所言:“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不过,他们比那个法国人乖巧,早为自己准备了退路:船还没翻,老鼠早已搬家了。

 

十二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不喜欢孟夫子,原因是他说了一些皇帝不爱听的话。譬如:“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所以他下令把孟子逐出孔庙,不许配享。这些话听着刺耳,其实倒是在为君主们的天下着想。“臣”字本来象奴隶之形,后来作为官僚与庶民的通称。如果在上者把百姓视如土芥或“屁民”,那么最终的结果是自己被百姓抛弃。

还是孟夫子的话:“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民心的向背,是一个政权的基石,权力,金钱,武力都不足恃。这道理,战争时期的共产党人是懂得的。今之官员有多少人懂得,难言矣。

 

(作者系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望周刊社原副总编辑)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1,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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