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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进》杂志社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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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进》杂志(www.tongzhougongjin.com)1988年创刊,是面向全国发行的时政文化月刊,由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管、主办。杂志以开掘历史、聚焦现实、贴近社会、关注民生为宗旨,追求内容的思想性、可读性、冲击力、吸引力,风格的新颖、独特、敏锐、泼辣。投稿邮箱:tongzhougongj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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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四益 / 忽然想到——文艺与政治  

2010-06-24 15:43:0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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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忽然想到——文艺与政治<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陈四益 /     黄永厚 /

 

 

 

黄永厚先生的第一次个人画展,举办于1979年,地点是上海——那时他在安徽工作。一个安徽来的画家,名不见经传,想进上海美术馆?没门儿。那时书画市场尚未开放,不像今天,只要花得起钱,别说上海美术馆,就是进中国美术馆也未必很难。

那么,凭画行不行?中国名不见经传的画家多了,都进,美术馆岂不要挤破?

名不见经传无妨,可有哪位领导批示?

没领导批示无妨,可有哪位名家推荐?      

倩人说项?偏偏黄永厚不屑为。

朋友看不过,搬出了他家老大黄永玉的名头。这名字自然够响,但口说无凭,所以对方说:那就请大先生给二先生的画展写个前言或是题个展名吧。

谁知湖南人的犟劲上来,几条牛也拉不转。黄永厚想展示的是自己的艺术而不是他的家门。宁可不进上海美术馆,也不愿让人说是因人成事,靠了大哥的牌头。于是,画展只能移师虹口公园一处僻静的展室。

没有隆重的揭幕式,没请头衔很多的贵宾,没有媒体的造势,那时也没有花钱的广告——就算有,黄永厚也花不起。

僻处虹口的展览在寂无声响中度过了几天。

几位朋友不忿,要他再延长展期,但黄永厚已囊中羞涩,向学校借的旅费已经用罄。

只剩下最后一天。不料就在这一天,几位上海画界的重量级人物——颜文梁、朱屺瞻、关良、钱君匋——还有一些我没记住名字的——联翩而至。上海美术馆的展览也少有这样名家云集。

“这些人,我那时虽闻其名,却并不认识”,黄永厚说。

他们的评价使在场观众大开眼界。看惯了山水花鸟的观众,对黄永厚的画风不解,逸笔草草,题跋满纸。“这是中国画吗?”有人问朱屺瞻先生,先生答曰:“是中国画。这种画很难画,要读许多书。” 也难怪,书愤喻世、寄托明志的文人画传统自1949年后,已几乎断绝。那时还是中学生、今天已成名家的江苏画家刘二刚,回忆当年看这个展览的震动,道:“原来中国画也可以这样画!”

听过这次画展的故事,不由勾起了一串随想。

 

 

曾有过为政治服务的文艺:“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就是文艺图解的题材;一定阶段的方针政策,就成了小说的故事、戏剧的对白、歌曲的唱词和舞蹈的表演。于是,作家逐渐失去了思想的独特性和艺术的独创性。起初,是依据领导的意见没完没了地修改作品,直到领导点头为止。后来,干脆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文采”的所谓“三结合”创作方式,文艺创作可以如此拼接,可算一大奇闻。

 

 

革命的时代,曾催生过一批璀璨的名作。但到了文艺家将写作服从于“中心”和“政策”之后,便失去了文艺的多样性和独创性。“中心”是同一的,政策是同一的,对政策的解释也是同一的,作家的思想也自然是同一的。舆论一律的环境里,写出来的作品,人物可有张三李四之别,地域可有天南海北之异,文字也可有精粗雅俗之分,但看上去总是千人一面。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写农村的作品便几乎如出一辙:“队长犯错误,支书来帮助,贫下中农来忆苦,背后揪出个老地主。”

 

 

 服务于中心工作和阶段政策的作品,及至中心工作更换,阶段政策改变,作品也便随之消亡,因为那时又需要服务于新的中心和新的政策了。“当红”作家的最大本领,就是不断地紧跟中心,领会政策,以拼凑出“适时的作品”。但“当红”的代价则是时过境迁,一无所有。这样的结局,非文艺所独有。文学家、理论家、学问家的一切非独立思想制作,无不遭遇同样的尴尬。

 

 

文艺的价值在于独创——对时代、对生活、对人物的独到观察,独到感受、独到理解、独到反映。唯因“独到”,方能独树于著作之林。千部一腔,随着一个旋律旋转,起哄而已,何谈艺术。

 

 

文艺既是政治的附庸,政治家便成了文艺批评的无上权威。作品要权威部门审查,演出要权威人物点头,评论要权威人物定调,文艺家完全失去了创作与评论的自由。黄永厚先生的尴尬,就是因为他的画作从创作到展出,都缺少了这重要一环。但也正因为“文革”时期的特定环境,闭门创作之际,压根儿就没想到这些画可以展出,所以并不曾有意迎合“中心工作”的需要,得以保持自由创作的心境。这样的作品进美术馆不易,得到大师们的赞赏却并不意外了。

 

 

不曾告别成为政治附庸的文艺,又迎来了为市场操控的文艺。这类文艺起初也是“为政治”的,典型的口号是 “文艺搭台,经济唱戏”。因为发展经济已是“最大的政治”,为经济就是为政治。那时“搭台”的文艺,至今已荡然无存,也同作为政治附庸的文艺遭遇了同一命运。

 

 

为市场操控的文艺,对政治的依赖越小,对金钱的依赖就越大。列宁当年批驳资产阶级的创作自由论,以为在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里,所谓自由,只是戴着假面具的对于钱袋的依赖,对于收买的依赖,对于豢养的依赖。这话颇点到了要害。但他没有料到或不肯讲到,在另一种以权势为基础的社会里,对于权势、收买、豢养的依赖同样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这种收买和豢养还可以表现为对金钱和权势的双重依赖。而且这种依赖会表现得更加直接、更加贪婪、更加无赖。

 

 

黄永厚那次画展的尴尬,在于他不屑对于权势的依赖。后来的他又不屑对于金钱的依赖。他始终想保有的是自己那一份艺术创作的主动权,这对他的创作是必需的。但在以耳代目,或以画价论英雄的环境下,他的尴尬便注定难免了。他不悔,这也是一种信念,一种人格。

 

 

讲到那一次画展,黄永厚叹道:“那些人都已经走了。”颜文梁走了,朱屺瞻走了,关良走了,钱君匋也走了。那是一个时代的代表。在那个时代过去之后,是否还有这样的大师:为了一个不知名、不相识的画家,自掏腰包,风尘仆仆,赶往一处僻静的展室,为的就是给他一些鼓励、赞赏和温暖。

在官场、文场、艺场、学场出场费都以知名度论价的社会,这种对艺术的真诚,培育,爱护,怕是很难再有了吧。

 

 

前几天去看望李锐老人。他伤感地说,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润生不行了,李昌不行了,光远也不行了,朱厚泽年轻些,但又得了癌。言下颇为惋惜。过了两天,便听到了朱厚泽去世的消息。

随着这些代表人物的去世,那一个时代也随之消逝。《儒林外史》把王冕当作一个时代最后文人的代表。王冕一旦入山,不知所终,就只有靠天上降下的百十个小星来维持文运了。

 

(作者系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瞭望周刊社原副总编辑)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6,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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