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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进》杂志社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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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进》杂志(www.tongzhougongjin.com)1988年创刊,是面向全国发行的时政文化月刊,由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管、主办。杂志以开掘历史、聚焦现实、贴近社会、关注民生为宗旨,追求内容的思想性、可读性、冲击力、吸引力,风格的新颖、独特、敏锐、泼辣。投稿邮箱:tongzhougongj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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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11日  

2010-05-11 09:59:4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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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5,转载请注明出处

 

 

北京的城市性格

      

 

谁的北京?

 

1421年(明永乐十九年)成祖迁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至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复改北京为北平,北京在五百余年间一直是中国的首都。清代前期满汉分居内外城,界限分明,城市公共生活的特征尚不明显。清末民初,满汉杂处,且大量来自外地的官吏、教员、学生、文人遍布九城,形成了近代北京独有的公共空间。

这座城市的最大特性,是居住者阶层区分极为明显。政府官吏、学校师生、报馆文人,几乎组成了另外一个城市。完全可以想象,多来自外地的知识阶层,与北京民众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隔膜,北京作为首都又是怎样将举国的目光吸附在政府更迭、要人行踪和大学风潮上。在新华门、东交民巷、中央公园、沙滩、吉祥戏园之外的另一重世界,很少出现在知识阶层的眼中和笔下。顾颉刚于1925年“发现”了北京市郊的妙峰山香会后,不禁感慨道:“我们所知道的国民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作官的,一种是作师的。此外满不知道(至多只有加上两种为了娱乐而连带知道的优伶和娼妓的生活)。”北京与上海不同,晚清以降,北京从未像上海那样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商埠存在,工商业者和城市平民的生活也从未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过长的政治化历史严重遮蔽和剥离了北京作为都市的存在,它的主要身份是高度政治化和符号化的“首都”。

施坚雅在《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一文中指出:19世纪晚期,北京的中心地位不是来自于人口众多和工商业发达,而仅仅是一个行政权力集中的首都。“北京的人口比人们对华北这个大都市预计的多不了多少;如果它构成全国一体化城市体系之巅的话,那它还不到原来该有的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因此,主要由外来知识分子构成的北京中上层社会的群体认同,与其说是针对具体的城市“北京”,倒不如说是指向“首都”这个巨大的符号。

北京的这种特性,一旦剥离掉“首都”符号,便可见得分明。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名北平,列为中央直辖的“特别市”,数年后再降为普通市,隶属河北省。于是名宦巨贾,十室九空,房价大跌,市面萧条。梁启超1928年《与思顺书》的描述是:“北京一万多灾官,连着家眷不下十万人,饭碗一齐打破,神号鬼哭,惨不忍闻……所谓新政府者,不名一钱,不知他们何以善其后。党人只有纷纷抢机关、抢饭碗(京津每个机关都有四五伙人在接收)……”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称:“十年时间,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中心均已移到江南,北京只剩下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宫殿、陵墓和一大群教员、教授、文化人,以及一大群代表封建传统文化的老先生们,另外就是许多所大、中、小学,以及公园、图书馆、名胜古迹、琉璃厂的书肆、古玩铺等等。”北平是没有工业的,迁都后剩留的商业,主要是围绕着大学、文化机构的种种,俗称“吃学生饭”。

被剥离了“首都”符号的北京,说好听点,叫做“文化城”,当年汉花园的一班诗人,径直叫它“边城”。可不是吗?经济中心明明早已南移,如果不是帝皇私欲与边防需要(明),或是意图保持统治者与发祥地的血脉连系(清),何苦将首都放在与江南富庶之地千里之遥的华北,让漕运成为一件耗力费时的大难事?

在这个意义上,我常说,北京是一座“浮城”。浮在北京市民生活之上的,是一座悬空的城市,消费着“首都”的种种,如政治权威、文化发达、金融便利等等。80多年过去了,我在北京也住了十余年,但感受仍与顾颉刚先生差不太多:有同学朋友在各部委,大致知道“作官的生活”是怎样;“作师的生活”不必说,日日在其中打熬;余下的,便是“优伶和娼妓的生活”——娱乐圈的那点儿破事。

变化不是没有,至少应加上“作白领的生活”。而北京市民的构成,与当年比也大相径庭矣。民国、共和国,两次大移民入京,近20年来,城铁与9字头公交上,坐满了背井离乡的外省青年。

因此,所谓的“老北京”,也不过是一些怀旧与炫示的文化符号,胡同,四合院,鸽哨,爆肚,豆汁,空竹,风车……这些已不属当下的生活方式,而更像是对传说中的老北京的一种戏仿。如能起老舍于地下,他还会继续赞美新北京吗?

“北京”已成为一个暧昧而多义的词汇。对于一名学子,北京除中关村学院路外尚有何物?对于一位白领,北京除CBD西单外尚有何物?对于一个北漂,五环之外,798,石景山,才是更真实的北京。

每一个大城市都有它众多的面相,却没有哪个像北京这样多元而分裂。纽约是多元的,但有多少非北京的住户会乐意在T恤上标明“I LOVE BEIJING”(我爱北京)?2001年,“北京市民”曾投票选出他们心目中的“北京新地标”,毫无意外,国家体育场、国家歌剧院、央视新大楼均赫然在列。而今,有多少“北京人”在为鸟巢、巨蛋、大裤衩感到自豪?有多少人是被外地亲友拖着拽着才初度见识了这些建筑的真面目?——我交代,我的认知范围内不包括出租车司机之外的“民众生活”,也许好多人真希罕那些个城市脸上的疤。倘如此,则更能说明“北京”在其居住者的不同群落中享有多么分裂的印象。

 

四种人的性格

 

历史并不是真的那么容易被淘洗干净。从清末到新世纪,一百年光阴,万象幻灭重生,有些东西却寿于金石,不易湮灭。城市性格亦复如此,虽人事已非,性格却总有或显或隐的传承。

描述城市性格,有多种进路,以我之见,最有效的还是“身份”。身份之中,有客观的限定,也有主观的认同。户口之有无,职业之分工,是显性的认定;归属感之有无,参与性之多寡,则是隐秘的情绪。前者大浪淘沙,与时俱变,后者却如平坦的河床,默默累积亦默默存续,却范囿着整条大河的流向。

不妨依古法,分北京之民为士、农、工、商四类,分述其性格。

   士列四民之首,在古时或为官本位的等级使然,如今则表现为知识者与媒体合谋,时常有“小众引领风潮”之举,以话语权及关注力而言,仍大部分掌握在这些人手中。

1949年前,大部分“士”基本只是城市的过客,首都于他们只是“寓所”而非“住所”。这中间的分别,施坚雅认为是“住所留在人们的故里,而乡里籍贯,在连续数代中实际都是一种身份特征;与此成为对照,寓所则是短时之需,虽则这个短时可能很容易延至几十年……对于在衙门里任职的人,他们的寓所几乎全在城里,但他们的住所则更均匀地散布在或属于城市体系,或相属于农村体系的聚落之间”。京师中不乏三世以上的住户,仍恋恋于故里的情形,如清末《京话日报》主人彭翼仲,三世在京,房产亦伙,本人操着一口京片子,信函文字却每每署“长洲彭诒孙”(诒孙是名,长洲是苏州属县),他们的地域认同决不在畿辅之地。

京城被视为行政中心却非文化中心,真正的“名山事业”不是依托此地能为,帝国的文化版图星罗棋布。牟复礼分析道:“学者、诗人、思想家、著作家与艺术家,一生中常着宦游,因而也必有一段时间远离乡井,寓居于城市。但他们最多产的年头,却常是他们过闲居生活的年头,那时……他们非但没有集中于国内一两个大城市,而且还分散得很广,也颇有住在农村各地的倾向。”为官甚苦,君恩莫测,即一二品大吏,也从未存心终老京师,一有机会便要求休致还乡。乾隆时,张廷玉三朝元老,苦求回乡,高宗猜嫌他掌握太多政治秘密,一再阻拦,甚至作诗斥责。这是一个特例,却可以见出常态之一斑。

总之,“士”与北京,精神上是疏离的,此地生活水平较高,气候不佳,区域过大,实在不是宜居之处。迫于个人发展的需要,不免以盛壮之年,孜孜于是。现代的“士”,因乡镇士绅社会的崩坏,已无退所,多半只好与此城相始终,但内心每怀乡愁,与“首都”符号下的“北京”格格不入,或自我构筑群落,制订内部通约规则,或离群索居,仅以单位为取食之地。

   北京不断外扩,旧日郊村尽入版图,但北京城市化程度若何?别的不说,单说服务业,出租车、饭馆、宾馆,多以本地人充任,而诟病最多亦集于是。民国文人,曾为北京这种性格下一断语曰“都市里的村庄”,因为民间社会的行事规则,完全还是按照村镇里的熟人社会方式,即使居处已改为楼房小区,人们仍以“街坊”互称,以菜场、道旁为议事场所。熟人社会之内,按人情伦理办事;熟人社会之外,则损人利己不为恶举。这里面没有现代商业伦理的空间,故也谈不上服务意识。外来人辄曰“北京人个个是爷”,实则中国乡土社会,无不欺生,借此产生凝聚力与自豪感。

20世纪之前,北京的管理分内城外城,内城归步军统领管辖,外城由巡城御史治理,主司缉拿偷盗,排解纷争,兼及风化民俗。这与不算干部的村长所司,也差得不远。民众生活的垃圾便溺,往道旁一倒,就算完了。京城大道,中有甬路,比街面高四五尺,“通通是土,且因为多年的腐败物质,都在土中,所以都是黑色,其脏无比,偶溅到衣服上一点,是永远不能去掉的”。所以有众所周知的对联“无风三尺土,微雨一街泥”,又说是“不下雨像个香炉,下了雨像个墨盒”。下大雨的时候,街边简直就是个泥潭,老舍笔下的龙须沟就是这么形成的,常有狗马羊鸡甚至小孩掉进泥沟里送命的事。皇皇帝都五百余年,就是这么脏臭污乱地过来的。这种卫生自治的情形,跟农村委实差不多。

四合院如今被尊为“生态民居”,实则自农村原样移植,但这种移植是否科学,大可存疑。齐如山说当年有句话,叫“夏天不进京”,因为“北京外城有一道城墙,已经窝风,城里还有皇城、禁城两道城墙,都比房屋要高,那还不热?”四合院里,除了北屋住着舒服,东、西、南三面都有缺陷,张恨水听老北京俗语说“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来夏不凉”,所以四合院本身象征着科层社会的秩序,主人主妇住北屋,亲戚客人住南屋,西屋一般住佣人,东屋做厨房,有时也住下人,等级分明。老百姓如将自住屋匀出来租住给官吏、学生等“上等人”,一定是让租客住北屋,自己在东西厢委屈委屈。

托首都的福,北京“吃瓦片儿的”成为一大行业,老住户多多少少有几间房,常常单靠出租就能过上小康日子。这也可以解释北京人为什么多有“爷”的脾气,因为他不需要辛苦求职,干好干坏不过是一种补充。北京的出租房在国内都市中不算价格顶高,但性价比一定是最差的,房东往往什么都不管,家具大都烂糟糟,连装修都要租客自理的也不少,此皆归因于“皇帝女儿不愁嫁”,除非高价租给外国人或外企员工的房屋,才能有些档次。老北京住户投资房产热情高,对其他理财方式兴趣缺缺,这也是传统心理积淀加上现实刺激的结果。论及服务的产业化、规模化,北京也是大城市里最差的,连锁超市大而无当,小型零售店少且差,乡镇式的早市倒是遍地开花。

北京的社会生活方式,基本上可以视为乡土社会的孑遗。

   北京自来没什么工业,有的只是些小工艺,如锡器、铜器、缝纫、裱褙之类。二三十年来说得出来的首创,大概只有中关村。这个号称“中国硅谷”的高科技区域,发展20多年后,看上去还是像一个超级的攒机工场。苹果的中国首家体验店不放在这里而设在三里屯,实为明智之举。借由清华毕业生视频作品《寝室夜话》传播的新民谚:“中关村男人,有钱,不会玩;三里屯男人,没钱,会玩;建国门男人,有钱,会玩。”表达的正是北京白领生活的区域化认知。中关村给人的感觉是货品齐全,但创意欠奉,既无法提供高档的科技消费感受,也比不上深圳华强北的眼花缭乱无奇不有。

这让人想到北京的工艺。北京的工艺,也是托赖五百年帝都,招致了天下的能工巧匠,讲雍容,论精巧,无不执全国之牛耳。不过,北京工艺以老字号祖传手艺相标榜,好处在不走样不离谱,坏处在无革新无创制。自明以来,北京是世界上最方正、街道最平直的城市,但凡有条斜街,一定要在街名上标明,如烟袋斜街、李铁拐斜街、樱桃斜街,所以北京“说方向,永远不像外国说左右,他永远说南北东西”。这当然是因了北京不是依山傍河而建,而是人工设计以成的“八臂哪吒城”。这种建筑格局投射在居民心理上,一定是严谨整饬而不尚变通。网上交流泡妞经验,都说北京女孩一大好处是会讨老人欢心,能做到这一点,非从小夹磨不可,讲规矩,守礼节,虽说世风日下,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规矩多,人必得压抑自己,好面子,肯耗财买脸。可要是耗不起财,提不足劲,又当如何?这就逼出了北京人的两件脾气,一是“京油子”,甭管多重的话,他能绕着把它化解喽,或是绕着弯子骂人,表面上还是恭维你,你要不知道他本意,可得猜上老半天;另一是“说大话,使小钱”。《正红旗下》写旗人好面子又穷,种种行径,让人好气又好笑。到现在也是,跟北京人喝过酒拍过胸脯的人都知道,酒桌上,说什么都没问题,哥哥兄弟叫得倍儿亲热。事能不能办成,两说。

   北京人一向以街道平直宽阔自傲,齐如山回忆,清末民初,北京的大街,便“可以并行十辆汽车”,又有对联云“自街东望街西,恍若无,恍若见;由城南往城北,朝而出,暮而归”,极尽渲染之能事。可是按《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的看法,这是不合理的城市格局,因为不利于商业。

这一点毫无疑义。自清末入民国,北京或北平的大街一直在缩减之中,而且越是商业发达地区,如东四、西单,大街的窄化速度越快。这是商家花钱与地面官串通所致。齐如山感慨说:“从前的地下泄水沟,都在大街两边,现在有许多地方,都在各商号柜台之内去了。像朝阳门、阜城门等处,有几段大街还相当宽……这就是因为各该属商业永未发达的关系。”

近年有好些书和文章,批评共和国时期的北京建设。这个建设的总体思路,就是“求宽求大”,拆城门,扩马路,当时人人额手称庆。“文革”时有人突发奇想,开一条宽马路从太和殿前穿过,让三大殿成为“人民的休息场所”,够多么方便啊!天安门广场,世界最大,长安街,这头望不见那头,够多么气派啊!问题是,老百姓过日子不是总在航拍状态,要那么大干什么呢?难道因为北京没有自然河流,所以要开出若干条“路河”来吗?

老北京解决这种矛盾,是将“胡同”与“大街”截然分开。你想,妇女小孩子,是不让他们上大街的,生意买卖则不在大栅栏的铺子里,就在东安市场、隆福寺里,大街宽点窄点,有什么打紧?可到了如今,还能这样吗?

老北京的商家,出了名的和气生财,童叟无欺。所以齐如山晚年,很怪“上海的腐化风气”传到北京,弄得商场风气一日坏似一日。现在回头看,上海的商业伦理是最现代、最完足的。北京的商家虽然人情味浓,但他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人际关系稠密而多次博弈的基础上的。入民国后,旗人生活困苦异常,其中有个原因,是清朝许多旗人靠赊账度日,抵押品是皇家定时发给的“铁杆儿庄稼”,一旦朝廷倒闭,旗人也就失去了抵押品,又素无谋生技能,多仁义的商家也不能拿钱打水漂玩儿。

老北京商业的一个好处,是不贪多好强,比如“大酒缸”,卖酒不卖菜,宁愿把生意让给隔壁饭馆;二荤铺,总是老老实实卖面食,东来顺已经做到三层楼那么大,还是除了炮羊肉、涮羊肉,别的一概没有。在北京,限于步行可及的九城内,商铺各安其分,各擅胜场,无形中构成了行业规范与分众消费。竞争是通过年资门槛实现的,新店通常站不大住,老字号也得想办法保持自己的老主顾。那时的外国人、外地人,都承认北京住着“舒服”,因为不用动脑筋,一切都是现成的,甚或做学问也以此处为佳,因为不仅往来商户是固定,而且四季分明,何时该穿什么,该吃什么,都有定规,完全不用操心。比如说服装时尚,一定是上海的妓女先兴起来,很快传染本地的摩登仕女,一年后传到北京的妓女身上,再两三年,传到北京城富贵人家的姨太太身上。至于大家闺秀、正室太太,永远不理会潮流,出门身上的衣服总得带着樟脑味儿才好,有香水味就会被人说是姨太太。这是北京守旧的一面,但守旧本分未尝不是好事,海德堡大学的教授太太,听说每月总要飞一次纽约去逛街的,那也比在海德堡开一个MALL强吧?

概言之,北京的城市性格,是“大而正”,唯其大,可以兼容并包,对它不满的人也可以自筑天地,日复一日地过下去;唯其正,有着农村式的内向与固执,外国的、南方的、时尚的、新潮的,思想也好,器物也罢,很难动摇这座城市的根本。它已立在华北平原的幽州故地八百余年,还将继续屹立下去,直到水涸地陷、风沙掩埋的那一天。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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