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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进》杂志社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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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进》杂志(www.tongzhougongjin.com)1988年创刊,是面向全国发行的时政文化月刊,由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管、主办。杂志以开掘历史、聚焦现实、贴近社会、关注民生为宗旨,追求内容的思想性、可读性、冲击力、吸引力,风格的新颖、独特、敏锐、泼辣。投稿邮箱:tongzhougongj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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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吴李邱等人的“九一三”  

2010-03-24 19:55:1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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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    舒    云/整理

 

1971年9月12日,是个平静的星期天。不要说一般老百姓没有想到,就是被卷进“九一三”漩涡中的黄吴李邱也没有想到,第二天即将发生震动新中国历史的大事件。当然更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天——从9月13日起,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监控了,接着是10年铁窗生涯。1980年开始审理“两案”时基本搞清:没有证据表明黄吴李邱与林彪的出逃有关系。

那么,1971年9月12日,黄吴李邱都在干什么呢?

 

黄永胜理了发

 

9月12 日,星期天,黄永胜上午先到理发室理发,然后大儿子黄春光陪他散步聊天,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回来,接着就是看孙子。孙子1971年5月出生,已经4个月了,正是好玩的时候。很快就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饭后午睡,起床看文件。

 9月12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黄吴李邱并不知道。周恩来通知黄永胜晚上到人民大会堂讨论政府工作报告。那时政治局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一般上午睡觉,中午起来吃早饭,下午三点开会或办公,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吃午饭,开会到夜里两三点,然后回去睡觉。那个晚上黄永胜就滞留在人民大会堂。

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回忆,那一天比较平静,直到晚上快8点,黄永胜才坐车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为什么晚上快8点才走? 因为周总理召集会议一般都是在八点半,提前五六分钟到就行了。黄永胜住在西山,路上要走40多分钟,时间由费四金掌握。

费四金随黄永胜到了人民大会堂,首长在里面开会,他在外面大厅坐着,看见周总理两次出来接保密电话,虽然福建厅里有电话,但没有加密。周总理第二次出来接保密电话时大约夜里12点多。12点以后,周恩来和警卫员走了,事后知道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夜里一两点,华国锋从人民大会堂北门进来了,四五点周恩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直到第三天费四金等人才回家。

9月24日,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被抓时,大叫冤枉。那声音惨极痛极,很多人都听到了。

 

邱家有家宴

 

9月12日,邱会作的孙女12天了,邱家十分热闹。按老百姓的说法,婴儿出生第10天要好好庆祝一番。但大家都忙,就挪到了星期天。

邱会作不在,那一段他心情不好。黄吴李邱在庐山上摔了跤,之后风声一阵紧似一阵。邱会作虽然按规定每天读马列的六本书,但心里老是忐忑不安,不知命运如何。他上午在总后召开国防工办会议,下午在京西宾馆开会,会后约吴法宪在京西宾馆见面(后来没见成)。得到毛泽东南巡的消息后,几个人都没和吴法宪通气,怕他再捅娄子。家人吃完晚饭已是傍晚六七点钟,邱会作回来了,和大儿子邱路光说了会儿话,就送客人走。婴儿和邱路光的爱人留在西山。邱路光的部队在新乡,他是特意请假回来的,因为第二天要看牙,和母亲胡敏下山回了总后大院。

邱会作先走的。工作到半夜,他心里烦,多喝了几口酒,就睡了。黄吴李邱的睡眠都要靠安眠药“保驾”,睡前公务员小张给邱会作吃了两三片安眠药。刚睡着没多久,凌晨三点左右,邱会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叫他立即到人民大会堂,说有个重要的会。邱会作晃晃悠悠到人民大会堂时,安眠药的劲还没过呢。

邱会作猜不出半夜召集紧急会议干什么,听说周总理、黄永胜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修改政府工作报告,那也用不着半夜开会啊,会不会是“庐山”又发作了?从北戴河那边的情况看,也不大像。几个小时前,叶群还从北戴河打电话祝贺邱家有了孙女,称赞他给孙女起的名字好,还说女儿豆豆订婚了,要邱夫人胡敏打个电话给豆豆祝贺。看来,不会有什么麻烦事,要不,叶群哪有心思给女儿办婚事……可为什么半夜开紧急会议呢?狐疑的邱会作被服务员引到会议厅,也没注意是新疆厅还是四川厅。他小声问李作鹏,知道什么事吗?因为李作鹏接过周恩来的电话,不让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起飞,所以李猜到一点情况,说可能是北戴河出事了。邱会作想,北戴河?林彪?能出什么事呢?

4点,周恩来宣布,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你们几个不会感到突然吧?接着提高嗓门说,林彪跑了,他坐飞机跑了!

对于“这一夜”,黄吴李邱四大将中只有邱会作最“干净”,另外三位多多少少都有些瓜葛,唯独邱会作对“这一夜”一无所知。 1980年审理“两案”,老战友万毅探监时对邱会作说,你没什么事,宣判完你就会出去了。邱会作相信了,连律师也没请。

 

李作鹏忙着“种自留地”

 

9月12日这一天,李作鹏在忙着“种自留地”。

他的大儿子李冰天回忆,军委办事组没有集体活动,各自回去“种自留地”。所谓“自留地”,就是各自处理本单位的事情。黄吴李邱除军委办事组的职务外,还都兼着各大单位的第一把手。李作鹏8月陪江青到青岛去了段时间,8月底到连云港处理两派的问题。回到北京,又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的吴振宇到长沙、武汉等地,9月7日、8 日还在武汉。“文革”中的事情很多很乱,几天不在家,就会堆积山一样高的公文。好不容易碰上“空闲”的星期天,正是大种“自留地”的好时光。

李作鹏在海军大院47楼“种”了一天的“自留地”,很累。接周恩来电话时,他已经吃安眠药睡下了。这个关于三叉戟的电话是李作鹏、李作鹏夫人董其采和朱秘书三人记录的,核对后,还特意给周恩来复诵了一遍。复诵时用的是董其采的记录稿,周恩来肯定地回答对,传达也是按这个记录稿。

处理完山海关的电话,李作鹏又吃安眠药睡了,因为吃了双倍的药,睡得比较踏实。但一听说开会,他马上清醒了:政治局开会从来没有用过后半夜,是不是与晚上总理那个不让飞机起飞的电话有关?

9月13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传达“九一三”事件,张、江、姚特别高兴,姚文元马上让工作人员拿茅台酒庆祝。叶剑英说,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是一种耻辱,你们还有心庆祝?姚文元这才作罢。李作鹏支持叶剑英的观点。

毛泽东曾评价李作鹏不卑不亢。确实,李作鹏在法庭很硬,认为是他的错都认,不是他的问题,他死也不认账。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一人”还是“四人”,实际上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山海关机场的跑道灯并没有打开,调度室也没给起飞命令,三叉戟是强行起飞。李作鹏不服气:如果林彪要起飞,我拦得住吗?如果命令警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拦截,一百个林彪也走不成。为什么不下命令?七八个问号始终缠绕着李作鹏。

 

吴法宪吓得魂飞魄散

 

9月12日,对吴法宪来说是最混乱的一天。在黄吴李邱四人中,他最知情,也吓得最厉害。

9月11日晚上,周恩来召集会议,吴法宪参加了。会一直开到凌晨一点,这已经是9月12日了。吴法宪回到西郊驻地,打了一阵乒乓球。临睡前他告诉夫人陈绥圻,快要开三中全会了,我要准备在会上再检讨。因为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情,黄永胜、邱会作和吴法宪都作了检讨,黄和邱的检讨过了关,只有吴法宪仍被吊在空中。中午起床后,吴法宪叫车与陈绥圻、张秘书回到空军大院。因为写检讨的事情比较急,要马上动笔,而吴法宪的前两个检讨稿和一些文件都在空军大院。陈绥圻找出前两次的检讨材料,琢磨怎么帮助吴法宪写第三次检讨。而吴法宪按周恩来的指示,仔细阅读印发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然后抽时间处理了一些空军事务。

下午就这样紧张地过去了。9月12日晚8点,吴法宪约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薛少卿找开会的八航校校长政委谈话。约定的谈话结束后,还有一些时间,吴法宪和王辉球就与空军文工团从部队调来的6个指导员谈话,解决派性问题。谈话结束已是9月12日晚上11点多,红机子响了,让吴法宪魂飞魄散的“事件”开始了:

周总理来电话,问我是不是调一架大飞机到北戴河了?我很肯定地说没有。周总理又问,究竟有没有?我更加肯定地说,绝对没有。因为周总理已经从北戴河了解到来了一架大飞机,他说还是要查一查,我说好。放下电话,我马上给三十四师(专机师)师长时念堂打电话,时念堂正在家里睡觉,他也说不知道。第二次我又打电话问时念堂,时念堂说,可能胡萍知道。胡萍是空军副参谋长,还兼着三十四师党委书记。最后我了解是胡萍调的飞机。平时任何专机都经过我,这次我却不知道,而且又是总理查问,非同小可。胡萍说,飞机改装试飞,所以没有报告。我又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而不去其他地方?胡萍没有答复。

吴法宪把调动三叉戟的责任全推到了胡萍身上,而胡萍则是另一种说法。胡萍回忆,吴法宪对他说:林彪在北戴河,林要专机就不要通过我(吴法宪)了,你(胡萍)就以训练的名义,主要是为了保密。

吴法宪回忆:

当时(即得知一架大飞机被调到北戴河后)提出立即去机场追查,周总理表示同意。我带张秘书和警卫员直接从办公室到了西郊机场。我要求把飞机调回北京,胡萍说好。5分钟后,胡萍打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等飞机修好立即回京。我马上报告周总理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总理表示同意,让飞机立即返回,返回时不准带任何人。周总理说要去北戴河与林彪谈话,我问要不要准备飞机,周总理说准备一下,我马上让时念堂准备了两架飞机。

不久,叶群打来电话,告诉我,等一会儿,周总理打电话叫你来,你能来也好。我说,胡萍在住院,还是时念堂来。叶群对时念堂不熟,提出还是胡萍来。在这种时候,关于调动飞机,我不能决定,我还要请示周总理。这时胡萍还没回医院,正与三十四师参谋长龙振泉说话。周总理打来电话,说林彪乘车离开北戴河,临走还开枪打伤了警卫员。我感到情况严重,北戴河到山海关还有个把小时的车程,我马上叫张秘书打电话给潘景寅,告诉他飞机不能起飞,潘景寅满口答应,可是飞机还是起飞了。

13日凌晨1点,周总理让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往哪儿飞,飞机降在哪儿。三叉戟开始向西,以后向东,最后突然向北,我一一报告。飞到赤峰附近,我提出是不是拦截?我说的拦截,不是打下来,而是要截回来。周总理说这要请示毛主席。毛主席的答复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飞机向西时,我要胡萍叫专机师用报话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喊了15分钟,没有回答。周总理来电话问,飞机到什么地方了?我回答,离中蒙边境还有100多公里,高度3000公尺……飞出国境,雷达看不见了。周总理又来电话,决不允许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有飞机来,你我都要掉脑袋,要我用脑袋担保。我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打电话传达:打开所有的雷达,决不允许飞机到北京来。接着周总理下达了禁空令,不准任何飞机起飞。如起飞,要毛周李邱吴五人的命令。我将周总理的指示传达给北空、沈空,这是两个重要方向,其他军区空军由航行调度室传达。我向时念堂交代,三个机场,都不准飞机起飞。凌晨两点,周总理打电话问我在什么地方,我说在西郊机场。周总理说派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去。我明白这是监视我了。这时,时念堂报告,沙河机场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我命令不准起飞,打下来,周总理表示同意。

 

小人物费四金

 

“九一三”之后,专案组只查到林立果“小舰队”的活动,却没有黄永胜等人的“大舰队”活动。搞政变,怎么不依靠既是“死党”又掌握军队大权的“大舰队”呢?

专案组着重调查了9月12日白天黄永胜是否在京西宾馆接见林立果,要警卫参谋费四金证实。费四金是黄永胜的“贴身保镖”,黄永胜到哪,费四金就跟到哪,寸步不离。如果黄永胜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与林立果见面,这可是一次极其关键的“接见”,说明黄永胜百分之百地知道“九一三”事件的内幕。但当时费四金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重大,他每小时每分钟地认真回忆那一天。因为事件没有过去几天,费四金实事求是地说:黄永胜这一天没有去过京西宾馆。林立果我认识,9月12日,黄永胜也没在别的地方见过林立果。

专案组大失所望,以后又多次审问费四金。但费四金坚决地说,黄永胜没接见林立果,我是党员,是军人,我要对中央负责,对黄永胜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费四金非常明白,黄永胜被抓起来了,不可能再给他什么好处,坚持下去,自己的结局可能会很悲惨;如果“作证”,马上会被释放,还将有一个很“光明”的前途,可是,一个人即使被开除党籍军籍,他也应该有良心。

为了攻下费四金这个“堡垒”,专案组把他押到京西宾馆对质。京西宾馆的干部、服务员众口一词,说黄永胜和林立果9月12日确实见面了,还拿出当时的值班记录。费四金是保卫干部,学过专业知识。他一看,马上说这不是当时的记录,是事后补记的。这个值班日记跨度好几个月,不仅钢笔水颜色一样,就是字迹也一样,一眼可以看出是一个人抄的,不可能好几个月都是一个人值班吧?费四金说,我认为这不是原始记录,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专案组组长纪登奎对费四金说,别人都揭发了,就你没揭发。费四金说,我懂,我是组织上调来的,过去与黄永胜并不认识,我没有理由保他。但也不能因为黄永胜出事了,就落井下石,把根本没有的事情说成有。如果黄永胜9月12日见了林立果,我决不会包庇他。

费四金始终不改口:黄永胜9月12日这天没到京西宾馆,更没有见林立果。由于费四金的坚持,最后在黄永胜的起诉书上,没有“两谋”这一条。

至于黄永胜到广州“另立中央”,费四金也坚决否认。专案组拿出缴获的飞机编组名单,上面有黄吴李邱的名字。费四金说不知道去广州这回事,黄永胜根本没说要出差。一般黄永胜出差,都要提前告诉费四金,瞒谁也瞒不过费四金,因为出差在外,黄永胜起码要带换洗衣服以及吃的一堆药。每次出差前黄永胜都要说,小费,要出差。费四金就准备行李,把要带的装进旅行箱。但这一次,黄永胜一句话也没说。费四金肯定地说,黄永胜不知道到广州,也没想到广州。其实专案组已经从“小舰队”那里搞清了,黄吴李邱都不知道要去广州,准备第二天一早再“通知”他们,说林彪要在广州召开会议。如果黄吴李邱不走,就两个人“招呼”一个。

费四金告诉家里临时出差,哪知“临时”了4年,原准备回苏州老家结婚买的喜糖全长了毛。解除关押后费四金在基层部队过渡一下,转业到地方,最后的职务是北京汽车制造厂再就业中心主任。不管在部队还是在地方,背着黄永胜这个“大包袱”,人家都不敢用。

 

黄永胜之子黄春光的回忆

 

黄永胜的大儿子黄春光(时任北京军区空军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副主任)回忆:

9月13日一上班,值班参谋报告,主任,出大事了,跑了一架三叉戟,是林家的,机上有谁不知道。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我马上问我家秘书,他也不知道。又问父亲回来没有,说没有回来,我搞不清怎么回事。

9月24日通知我们回家。我妈来电话,说父亲出事了,让搬家。过完10月1日,我在办公室,把我弄起来,参加学习班,老有人跟着。我分析,帮助父亲烧照片是抓我的原因。为什么烧?主要是怕说不清楚,有些东西就清理了,我帮着烧了很多照片。因为走廊有两个门,晚上11点多,秘书看见,就揭发了,说我划不清界限。纪登奎、郭玉峰找我谈话,9月16日晚,你帮你父亲烧什么东西?我说我没帮。你父亲烧了很多东西,把花盆都烧裂了,烧的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专案,还有一些策反信。纪登奎说,心不虚,烧它干什么?

和费四金一样,我也被关了4年。李作鹏的女婿、王秉璋的秘书、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我们都在一起。为什么不放?因为对父亲定不了罪。

父亲一直没有消息,1976年我们才知道他被关在秦城。我们反复要求去看。终于说可以看了,母亲却在外地劳改,去不了。我们兄弟四人约好,老婆孩子十几口人,浩浩荡荡到了秦城。父亲不见,说,我不能以这种身份见孩子,还我清白以后再见。

不见到父亲我们不走,就在秦城住下了。我写了一封信,恳求父亲,说你可以不见儿子,应该见见儿媳妇,你都没有见过,更没有见过孙子孙女。父亲终于同意了。我第一个进去,父亲非常苍老,说你不该给我写这样的信,摧毁了我的感情防线。以后我们又去探过父亲几次,每次半天。

父亲后来说,我怎么知道他们要跑?请律师有什么用?他不相信律师。其实应该请律师,父亲不懂,没请,他自己为自己辩护。他始终认为自己是真心反江青的,抵制江青的,怎么会与他们是一伙?在“两案”公开审理的现场,父亲还和江青互相瞪眼睛。 

1983年春节前父亲被发现肺癌,4月去世。

我问过父亲,一生中最好的领导是谁?他答,当然是林,跟林彪打仗多痛快……

 

被劫持的3685号直升机

 

“九一三”事件实际上牵涉两架飞机:一架是林彪乘坐的256号三叉戟,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另一架是3685直升机,被林立果的师傅周宇驰打着林彪旗号骗飞并劫持。飞行员陈修文和陈士印与周斗智斗勇,最终将飞机迫降在北京市郊怀柔。

这一切要从周宇驰40多岁学习“云雀”直升机开始。

周宇驰,河北乐亭县姜各庄镇柳林村人,1946年参军,调到空军一航校后,特别想学飞行,但身体检查不合格,只能长期担任一航校宣传科科长,能说会写,很有一套。后来是空军副参谋长姚克佑调他来当刘亚楼秘书,没多久刘亚楼就要周宇驰下部队。1965年刘亚楼去世后,周宇驰重新回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担任副主任。1967年“文革”期间,大学都不上课了,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离开北大物理系,被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安排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当秘书。吴法宪指定周宇驰当林立果的“师傅”,又和周宇驰一起介绍林立果入了党。

1969年10月17日,24岁的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有人向吴法宪汇报林立果下部队的事情,吴法宪随口说林立果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而周宇驰在空军常委会上传达,去掉了限定词,成了林立果可以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吴法宪哑巴吃黄连,不敢纠正,就这样林立果在空军“畅通无阻”,周宇驰也因此牛气冲天。

1971年5月,林立果和“师傅”周宇驰打着林彪旗号,要学“云雀”直升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不同意林立果的要求,副统帅只有一个独生子,摔着了怎么办?但吴法宪怕得罪林彪、叶群,只好勉强同意。因为周宇驰打着林办的旗号,空军34师为他配了最强的机组,都是直升机各机种的分队长一级,教员是空军34师副师长王焕今,指挥员是副大队长陈士印。

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林彪乘坐的256号三叉戟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林立果临去山海关机场前,给周宇驰打电话,说北上。这时周恩来已经下令必须由几人联合才能放行飞机。周宇驰搞不到大飞机,决定用直升机出境,叫于新野立即到西郊机场找陈士印。

陈士印在同期飞行员中最先冒尖,不到30岁就担任了中队长,不久又任副大队长。9月13日1时30分左右,陈被服务员从睡梦中叫醒。当时机组都住在一个大房间,他们看见陈士印穿着内裤跑到走廊上接电话。

周宇驰问:直-5最多能飞多远?能飞650公里吗?陈士印回答:带上副油箱,加满油最多飞700公里。周宇驰说:现在有重要任务,你到门外等着,我派车接你。于新野用车把陈士印接到空军学院的将军楼,周宇驰给陈看了林彪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周说: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吴法宪搞政变,我们被困了,毛主席下落不明。现在形势很紧张,你送我们到北戴河林副主席那里去汇报。陈士印说:我很长时间没有飞直-5了,没有把握。周说: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你不能怕担风险。陈土印说:我再找一个技术好的飞行员。这事要向胡萍副参谋长报告。周宇驰说:现在他被困住了,没有办法同他联系。我们马上走,到沙河机场后,不要对别人讲,抓紧时间找到飞行员就走。陈士印说:我没有带图囊。周宇驰说: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9月13日凌晨1时40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将一些箱子装上汽车,拉着陈士印开向沙河机场。在停机坪卸下东西及于新野、李伟信两人,周宇驰拉着陈士印去找人。陈士印首先去敲团长刘景祥家的门,因为周宇驰催促,没有敲开,陈士印只好上楼去叫直-5中队长陈修文。

3时15分,3685号直升机亮着红色尾灯,向北起飞了。团参谋长李丕成等被砸门声惊醒,说有人偷飞机……

起飞前于新野、周宇驰都想坐进驾驶舱,但由于驾驶舱只能坐三个人,于新野只好与李伟信坐在客舱。陈修文是正驾驶,坐左座,陈士印坐右座。陈修文按常规打开电台与调度室联络,被周宇驰制止:要保密,不许联络,并命令陈修文飞320度。陈士印立刻觉得不对,质疑说:不是说去山海关吗?应该向东,怎么飞西北?周宇驰肯定地说就这样做。陈修文听他们争论航向,有些急了:我到底听谁的?一秒钟里飞机已飞出去好远了。周宇驰虽然没有说去乌兰巴托,但他坚持向北飞,陈士印联想到周宇驰问飞机能飞多远,难道他是想叛逃?为了摸周宇驰的底细,陈士印说没有航行资料。周宇驰说他有,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200万分之一的地图,有一条红线从北京到苏联伊尔库茨克。驾驶舱里的三个人,谁也没有讲话。

怎么办?飞行中的任何大动作都可能使飞机坠落。陈士印和陈修文两人配合,不断与周宇驰斗智斗勇,趁周不注意,赶紧将组合罗盘迅速旋转了180度,往回飞了。但周宇驰发现异常,恶狠狠地说:飞机怎么转弯了?陈修文机智地说:遭遇拦截,需要作机动飞行。

凌晨4时50分,陈修文驾驶直升机到达官厅水库上空。接着在3300米的高度,飞越八达岭长城。周宇驰看见北京的灯光,摘下耳机,摔在一边,大叫上当:“你们骗了我……今天我不活了,你们也别想活……你们要落地,我打死你们……”陈士印没有看见周宇驰的手枪,但感觉他已经把手枪握在了手里。

陈士印示意陈修文快快下降,被周宇驰阻止,命令飞北京西郊的钓鱼台。陈士印说,那是空中禁区,地面有高射武器。这时直升机飞到沙河机场,陈修文再次降低高度。但由于周宇驰疯狂阻止,直升机重新被拉起来,摇摇晃晃飞向西郊机场,也没有落下去。

直升机飞向怀柔县的山中盆地,那是直备降场。周宇驰看见地面是一片玉米地,没有阻止飞行员的落地动作。降到80米时,陈修文向周宇驰扑去,周宇驰开了枪。飞机完全失控,突然仰头,进入最危险的“尾冲”。陈士印试探性地向正前方推了两次驾驶杆,都没有将飞机改出来,第三次重复操纵,终于缓解了飞机的下降速度。但直升机最终还是尾部和右机轮先着了地,陈士印迅速关闭发动机及放火开关,好在没有侧翻,基本保全了直升机。

于新野未待落稳,就从客舱中跳出,爬到前舱外面,将枪口紧贴窗口玻璃向陈士印开枪。陈士印凭感觉迅速躲了一下。于新野的子弹在陈士印的两件飞行服中穿了四个洞,击中周宇驰的手腕,鲜血溅到陈士印的脸上。周、于、李一起慌乱中逃向庄稼地,但很快被包围。自知走投无路,三人商定自杀,周宇驰、于新野用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唯李伟信朝天开枪,得以苟活……

1980年审判“两案”时,关押审查的陈士印被无罪释放。现在,距离审判“两案”已30年,曾任空军34师副师长的中国直升机鼻祖王焕今说:实事求是地说,陈士印也是英雄。

陈士印从监狱出来后,回到沈阳工作,曾任全国机床厂协会秘书长。

 

康廷梓现场目击:“三叉戟”强行起飞

 

康廷梓是林彪座机三叉戟256号第二副驾驶,时任空军34师100团三大队二中队队长。1971年9月12日晚,林立果乘256号去北戴河时,康廷梓随机组一起抵达山海关机场。9月13日凌晨,机组9人只有4人登机,康廷梓和另外4人没有来得及上飞机。以下是他的回忆:

1971年9月13日零时30分左右,嘭、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听到门外有人急呼“首长到机场了,快起床”……我顾不得系鞋带,也没有扣好衣扣,提上提包就冲出屋子。黑暗中,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到第一副驾驶陈联柄和通信员陈松鹤已经跑在我的前面。我继续向东跑,当视线从右前方能看到停机坪时,256号随着一声增大的发动机轰鸣,突然向前滑了出去。

机场的保障人员及已跑到停机坪的机组人员,不约而同地望着离去的飞机,紧张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正在此刻,我发现一队人马占据了停机坪。一辆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战士,在停机坪的中央停住。与此同时一辆吉普车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嘎一声刹住,从车上动作敏捷地跳下一位四十开外的陆军军官。他看我上身穿着夏季飞行服,认定我是机组人员,就左手拉着我的右臂,右手拿着手枪指点着远处滑行的飞机,操着一口山东腔,非常着急地对我说:“你、你……快把飞机给拦住!”在当时的紧张局面下,我赤手空拳站在那里,怎么能把飞机拦住?我赶紧追问谁在飞机上,“这架飞机不能起飞!把它拦住!”他答非所问。

我看到停在那里的吉普车,急中生智,用手指着那辆车反过来“命令”那位军官:“快!快把汽车开到跑道上对正飞机,堵住它,就不敢起飞了!”

当那位军官按我说的登上吉普车时,飞机已经滑入跑道的东头,机头已经调转过来对正了起飞方向。飞机开始增速滑跑,几十秒钟之后,消失在机场西南方。和我一样呆站在那里的领航员,习惯地低头看了一下手表,当时的时间是9月13日零时32分。

……在调度员呼叫的同时,雷达标图员头戴耳机,在一张较大的地图板上埋头标着飞机的航迹。我和调度室主任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标图员的笔尖,看他笔尖一点一点地移动,红颜色的笔在地图上画出一条弧形的轨迹……这条弧线从山海关机场起飞时的244度,缓慢转向正西,即270度。这时,我马上想到可能是飞回北京了,因为从山海关到北京基本上是朝正西飞行。然而,飞机的航迹在270度的位置上并没有稳住,而是继续增大,直到约300度(中蒙边境二连方向)中断。

这条航迹与正常飞行的航迹相差甚大。正常情况下,飞机起飞后,飞行员果断压坡度转弯,使飞机迅速进入预定的航向上……第一转弯本应是折线,但却形成了一个过程较长的弧线,究竟什么原因?因为谁也不知道起飞后驾驶舱里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可以做两种分析:其一,有意向前向西飞一段时间,迷惑地面……其二,潘景寅起飞前只知道飞往广州的航线,而不知道飞往外蒙……

1971年9月13日2时25分,256号三叉戟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毁。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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