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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进》杂志社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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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进》杂志(www.tongzhougongjin.com)1988年创刊,是面向全国发行的时政文化月刊,由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管、主办。杂志以开掘历史、聚焦现实、贴近社会、关注民生为宗旨,追求内容的思想性、可读性、冲击力、吸引力,风格的新颖、独特、敏锐、泼辣。投稿邮箱:tongzhougongj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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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锡刚 / 阅尽风霜君已残  

2010-11-05 10:16: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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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之憾

   冯锡刚

 

197811月,曹禺的历史剧《王昭君》问世之际,茅盾曾书赠七绝一首:

 

当年海上惊雷雨,雾散云开明朗天。

阅尽风霜君更健,昭君今继越王篇。

诗后有跋语云:“三十年代末我在上海初见雷雨演出当时震惊剧坛。”“三十年代末”之“末”可能是笔误,盖当时茅盾在香港、新疆等地,但《雷雨》演出“震惊剧坛”确是实情。“雾散云开”是否喻指《日出》(这是继《雷雨》之后的另一部名作),不好断言,为“明朗天”作铺垫则用意显然——《明朗的天》是曹禺1949年之后的第一部作品。“越王篇”即1960年与梅阡等人合作的历史剧《胆剑篇》,取材于“卧薪尝胆”的历史典故,以“越王篇”代指,为的是合乎绝句的平仄。“阅尽风霜君更健”,看来是对《王昭君》的赞赏。茅盾的勖勉除了应景成分,恐怕多少也是这位政治意识强烈的文学家美学情趣的流露。

《雷雨》、《日出》为五四新文学的瑰宝,世有定评,曹禺1949年之后的作品却难以恭维。曹禺在谈到《雷雨》、《北京人》的创作体会时有过这样一番话:

 

写东西如果先有主题,然后搜集材料再写下去,在我来说是很费劲的。我已经试过几次,结果都失败了。我想写作要有对生活的真实感受,逼得你非写不可,不吐不快,然后写出来的东西才是浑然一体的。

并非巧合的是,《明朗的天》等三部作品都是“先有主题”的奉命之作(用鲁迅的话说,就是“遵命文学”)。作者在完成《王昭君》的创作之后,写过一篇《昭君自有千秋在——我为什么写〈王昭君〉》,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这是敬爱的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

 

记得那是六十年代初的一个下午,在政协礼堂,总理和我们一起谈话。内蒙的一位领导同志向周总理反映,在内蒙地区,在钢城包头,蒙族的男同志要找汉族对象有些困难,因为汉族姑娘一般不愿意嫁给蒙族的小伙子。周总理说: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不要大汉族主义;古时候就有一个王昭君是这样做的!接着,总理对我说:“曹禺,你就写王昭君吧!”总理还提议大家举杯,预祝《王昭君》早日写成。

1979年,《王昭君》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搬上舞台。笔者记得,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观看演出后说过这样一句话:《王昭君》里没有王昭君。当然这也许是一家之言,但在经过了40年的时间积淀之后,《王昭君》早已被世人淡忘,却是不争的事实。《王昭君》出于周恩来的托付,辗转多年才勉力写成,致使这位经纬万端的政治家生前未及看到该剧的问世和演出,自然也就无缘发表观感。在笔者的记忆中,曹禺大概是周恩来1949年之后最为关注的剧作家之一,这既基于早年艺术实践形成的情趣,又植根于1949年之前在重庆的交往。

1962年,在3月上旬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前不到半个月,周恩来在北京召开文艺座谈会,谈话中多处论及曹禺,高度评价他1949年之前的作品:

 

曹禺同志的《雷雨》写于“九一八”之后,那个时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国时代。写的是“五四”前后的历史背景,已经没有辫子了。写的是封建买办的家庭,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这作品保留下来了。这样的戏,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有人问:为什么鲁大海不领导工人革命?《日出》中为什么工人只在后面打夯,为什么不把小东西救出去?让他去说吧,这意见是很可笑的,因为当时工人只有那样的觉悟程度,作家只有那样的认识水平。这是合乎那个时代进步作家的认识水平的。那时还有左翼作家的更革命的作品,但带有宣传味道,成为艺术品的很少。我在重庆时对曹禺说过,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是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

周恩来也只有在相对宽松的1960年代初,才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对历史的评价往往是指导现实的需要:

 

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曹禺同志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自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写《胆剑篇》也很苦恼。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谦虚是好事,但胆子变小了不好。入党应该对他有好处,要求严格一些,但写作上好像反而有了束缚。把一个具体作家作为例子来讲一下有好处。所以举曹禺同志为例,因为他是党员,又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对他要求严格一些,说重了他不会怪我。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很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写就写不出好东西来。成见是不好的,意见要从实际出发,否则是谬见,是主观主义。但要有主见,现在主见少了。《明朗的天》好像还活泼些。有人说它不深刻,但这是解放不久后写的,写在1953年。这个戏把帝国主义办医学院的反面的东西揭露出来了,我看过几次,每次都受感动。《胆剑篇》有它的好处,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我没有那样受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

比较而言,周恩来对《胆剑篇》和《明朗的天》这两部作品的评价明显不如《雷雨》和《日出》。他婉转地批评这两部作品自然与其身份有关,曹禺当然心领神会。对《明朗的天》,曹禺在1970年代末是这样自我评价的:

 

尽管当时我很吃力,但仍然是很想去适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硬着头皮去写的,但现在看来,是相当被动的,我当时也说不清楚是怎样一种味道。

对《胆剑篇》,曹禺只字未提——也许因为是多人合作,更可能缘于乏善可陈。总之,这在他的所有剧作中是绝无仅有的。

周恩来这番话,有意味的是对曹禺1949年之后变化的评价:“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很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写就写不出好东西来。”194110月,曹禺的《北京人》在重庆上演,剧中出现了北京猿人的身影,引起了各方批评。周恩来一面指示《新华日报》发表《关于〈北京人〉》的剧评,高度评价该剧反封建主义的深刻内涵和艺术上的巨大成就;一面对曹禺表示,“北京人”的出现是剧作家想象的表现,不必苛求,同时又以“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延安”为由,提请作者考虑能否修改。作为艺术家的曹禺,通过剧中人物——人类学者袁任敢说出了这样的台词:

 

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他们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那么多人吃人的礼教同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

曹禺在创作谈中表示:我写出 “那时候的人,要喊就喊,要爱就爱”,才觉得这是戏的主题了。基于这样的艺术构思,曹禺未作修改。周恩来称赞曹禺“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自信的作家”,洵非溢美。是什么使这位勇敢的、有自信心的剧作家变得谨小慎微了呢?曹禺曾在多年后表示:“解放后,总是搞运动,从批判《武训传》起,运动没有中断过。虽然我没当上右派,但也是把我的心弄得都不敢跳动了。”

回到山雨欲来的1960年代初,周恩来虽是苦口婆心,曹禺却无由感奋而勇为。以他的阅历和聪敏,自然明白严峻的生存环境非周恩来所能改变。仅仅过了一年,周恩来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讲话就强调“不要怕运动”,要“积极参加革命的阶级斗争”;19646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座谈会上讲话,更是大谈“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强调“这一次主席的批语……推广开了,这就产生了华东的话剧会演和这次京剧的现代戏会演”,“感觉到实在应该登高一呼,把主席的话广泛地传播开”。

面对周恩来近乎推心置腹的批评和开导,曹禺尚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那末面对最高领导人的雷霆断喝,真正是要惊悚万分而“心弄得都不敢跳动了”。

在“文革”的“革命大批判”中,曹禺虔诚地流泪忏悔——

 

《雷雨》宣扬了反动的毒害人民的“宿命论”;《日出》为什么不写中共的诞生,它才是真正的“日出”;《北京人》是为腐朽没落的遗老遗少唱挽歌。

曹禺还忏悔自己一生写了那么多剧本,居然没有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劫后抚痛,曹禺对来访的美籍华裔著名记者赵浩生说:“文革”中认罪,连你自己也相信是个大坏蛋,造成自卑感,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折磨比肉体消灭更厉害。哀莫大于心死,这当是劫难中曹禺的写照。

上世纪7080年代之交,思想解放的潮流一度打破了心灵的禁锢。曹禺反思自己1949年以来未能写出令人满意的作品,端在“太听话”——《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哪一部不是“遵命”之作,哪一部是“有对生活的真实感受,逼得你非写不可,不吐不快”的心灵倾诉之作?

1983年,画家黄永玉致信曹禺,其中有一段话说得很重:“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成一条小溪流。你泥溷于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面对如此尖锐的斥责,曹禺并未恼怒,而是视书信为拱璧,裱装成册页,并请英若诚在美国著名剧作家密勒面前译读。

曹禺多次表示,要在80岁之前写出一点自己想写的东西。19846月,他在抄寄李玉茹的杜甫《天末怀李白》题跋透露了个中信息:“多年谋写唐代诗人李白或杜甫。然才识不足,即写一短剧,仍怯于动笔。至今不见诸纸上。”这位74岁的老人坦陈“怯于动笔”,归之于“才识不足”,半是谦虚,半是实情。纵观曹禺的创作史,从题材的驾驭看,得心应手的显然是现实生活,历史题材实非曹禺之强项,关于李白或杜甫的创作终究未能如愿。

1988年秋,曹禺因肾病入院治疗,度过了最后8年时光。据说,他在病疗中经常阅读托尔斯泰的传记,毫不掩饰地对亲友说,对照晚年托尔斯泰,自己觉得惭愧。

就在入院的前一年,曹禺说过一番痛切的话:

 

做人真是难啊!你知道“王佐断臂”的故事吧!戏曲里是有的。陆文龙好厉害啊,是金兀术的义子,把岳飞都弄得感到头痛。是王佐断臂,跑到金营,找到陆文龙的奶妈,把陆文龙的身世遭遇点明白了,这样才使陆文龙认清金兀术,他终于明白了。王佐说:“你也明白了,我也残废了。”这个故事还是挺耐人寻思的。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让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也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太多太大了。

我是真想在80岁的时候,或者80岁之前,写出点像样的东西来!

<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1996121386岁高龄的曹禺去世,以中国文联主席的头衔得享哀荣。

1980年代初直至199612月去世,曹禺心怀“写出点像样的东西来”的真切意愿,足有15年之久,令人遗憾的是始终“怯于动笔”而“不见诸纸上”。除了精力就衰(像歌德和托尔斯泰那样,在年逾八旬之后仍能写出传世之作的终究少而又少)之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无复当年的勇敢与自信,无复当年心灵的自由。只要冠冕在身,是很难进入“非写不可,不写不快”的境界的,《雷雨》、《日出》、《北京人》之为绝响也就顺乎自然了。

“阅尽风霜君更健”,曹禺的挚友巴金在耄耋之年写出《随想录》,当得起茅盾的这番勖勉,曹禺则确乎“阅尽风霜君已残”了。改一句杜诗罢:冠冕多误身。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11,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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